為何我選擇聽覺口語法？－超有趣手語廣角鏡--莉娜手語工作坊

為何我選擇聽覺口語法？

Maxine A. Turnbull 翻譯：呂文琬

06/10/2004

我終於明瞭到，態度、期望和環境，是比聽損程度的大小要重要許多！

Maxine A. Turnbull小檔案
目前擔任雅文基金會南部中心，聽覺口語法指導顧問。
擁有聽覺口語法治療師執照。
聽覺口語國際協會創會成員之一，並擔任董事有10年之久。
美國聽障兒童協會前任行政經理和聽覺口語法治療師19年。
擁有初等教育學位大學文憑和特殊教育碩士學位，專長在聽障兒童教育。
　『你的妹妹是聾子！』我的母親含淚悲痛地對我說。那年，我才12歲。對我而言，我並不十分了解那代表什麼意思，但我想那一定不是件好事，因為我媽媽哭了，而我以前只見她哭過一次。從此，展開了我對聽力障礙問題的接觸之旅。
　這趟旅程讓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聽力損失。首先，是我的家庭成員之一，兩耳先天性聽力損失的妹妹，她一出生就是聽障，現在已經44歲了。我的父親是噪音性重聽，雖然他需要，但他卻拒絕配戴助聽器。而現年48歲的弟弟，有一耳患有漸進式聽力損失好多年了，但直到最近，才開始在這一耳配戴助聽器。
　我專職在聽障領域中，也將近30年了。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和聽覺口語治療師，我曾教過嬰幼兒、兒童和他們的父母，甚至於聽障成人。我也指導過許多不同的教育機構，包括─間州立啟聰學校、普通小學啟聰班、私立學校和非營利的早期療育機構等。在這些教學經驗中，我使用過各種不同的方法，包括手語、讀唇和聽覺口語法。最後，我數了數我周圍的朋友，發現當中有許多是聽障，甚至是全聾者。
　我的教師職業生涯是從教一年級正常聽力的小孩開始。當我還在上大學時，我總是利用研究文獻和被指派觀察我妹妹上課的機會，來了解聽覺障礙。同時，我的父親總是鼓勵我進入特殊教育領域，『這樣妳就可以幫助妳妹妹Cheryl了！』(各位父母親：請不要只因為您們覺得孩子應該專精某一個領域，而鼓勵、強制、建議或強迫他們去讀。讓孩子自己選擇他們的職業。許多人是因為他們特別的興趣或是因為同情殘障者，才選擇進入特殊教育領域的。) 身為家中孝順和負責的長女，我動了憐憫之心。在當了五年正常聽力孩童的老師之後，我回到學校修讀了特殊教育的碩士學位，主修聽障及啟聰教育。
　畢業後，我第一個教學工作是在州立啟聰學校，教導9、10和11歲孩童的班級。那一年，西元1971年，一種名為『綜合溝通法』的理念﹝綜合使用手語、手勢、口語、助聽器和讀唇的方法﹞才剛推出，當時這種教學方式被喻為是一種，教聽障學生的『新』方法。這種方式會被稱之為『新』方法，是因為它的目的是要讓孩童能夠學會每一種方法----包含口語、讀唇、使用手語，而最重要的就是加強他們的學業成就。這個理論聽起來非常完美，但事實顯示，這個理論是行不通的。一般從啟聰學校畢業的高中生，通常只有國小三、四年級的閱讀程度。在美國，這樣的閱讀程度在經過幾年後，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像我大部份同事的口頭禪就是：『他是聾子，他不可能閱讀、寫作、行為合宜、說話、聽聲音、上大學、賺錢等……』。同時我也發現，在我的大學課程中，同樣強調了許多聽障孩童不能做到的事。
　我在啟聰學校任教兩年。來自正規教育系統的我，發現啟聰學校和外界的關係是隔離和孤立的，這和我在當公立學校老師時，所學和所成長的環境有所衝突。在啟聰學校中，校方很少或根本沒有和家長聯絡，許多孩童都是在學校住宿，很少和家人碰面。而各個班級所使用的教學理念，也是依指導老師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解釋和教學方式。對我來說，最感到疑惑的是，學校對於聽障孩童在行為和成就上的期望很有限。所以，我決定回到我原先的學區，採用一種新的"口語"課程來教導聽障孩童。
　指導這新課程的人變成了我的朋友，更成為我的導師。在她對孩子和家長的態度及互動中，她的理念顯現無遺：『聽障孩童能夠去學、去做任何事』。她班級裡所有的小孩每天24小時都戴著助聽器；他們能夠聽到各種的聲音，包括口語，並做出反應；他們彼此也用口語溝通；他們與正常聽力的學生一起上普通班級；他們使用相同的課本，研讀相同的科目，玩相同的遊戲；他們同樣也被教導要有合宜的行為，同時被期待要接受責任和尊敬別人。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感到困惑。『這些孩子同樣是聽障，有相同類型的聽力損失；他們有同樣的挑戰和挫折；他們更有同樣的障礙---但他們卻和我在州立啟聰學校所認識的學生迥然不同！』我開始了解到，那並不是因為聽障程度的不同，而是因為教導聽障孩童的方式，讓他們變得不一樣了！
　在我工作生涯中的另一個轉捩點是，有一年暑假，我參加了一個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研討會。在那裡我遇見了Doreen Pollack，她是『聽覺口語法』的創始人之一。再一次，我的想法和教學方式又遇到了挑戰！每一件我在學校中所學的，『極重度聽力損失孩童不能做到的事』，Doreen Pollack 卻證明了『他們是可以做得到的』。例如：我學習到極重度聽力損失的孩子，聽不到高頻率的聲音，如〝/k/〞。但在這個研討會中，Doreen請一個她教過的年輕學生做示範。Doreen背向他，然後輕聲地靠近他的耳朵說"/k/ /k/ /k/"，他立刻轉向她，且輕聲地說"/k/ /k/ /k/"。這對我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他不僅聽到了聲音，同時他也能夠發出相當清楚的音！
　在接觸『聽覺口語法』之前，我從沒有遇見過任何一個，有重度或極重度聽力損失的小孩或大人，可以發出如此清楚和被了解的口語；我從沒有遇見過任何小孩或成人，可以如此完善地運用他們的聽能和助聽器；我從沒有遇見過這麼多小孩上普通班、年輕人上大學和聽障成人在各種專業領域中工作。
　研討會結束後，我一方面對『聽覺口語法』感到興奮，一方面卻也懷疑它的效果。我所教導的極重度聽損學生，真的能夠學習將他們的聽能使用得很好嗎？我找了一位班級中最極重度聽損的學生，並試著向她說"/k/ /k/ /k/"。超出我的驚訝和喜悅，她聽到了，而且不久後也學會發出一個正確的音。這是24年前的事了。我終於明瞭到，態度、期望和環境，是比聽損程度的大小要重要許多！
　自1975年以來，我竭盡所能地到各地研讀、學習、實習和推展『聽覺口語法』。我之所以如此堅信它，是因為藉由助聽器、人工電子耳科技的進步，及嬰幼兒早期聽力的篩檢，而能夠急速降低聽力損失對孩子所造成的影響。無論如何，單靠科技是不夠的。孩童不僅要學會去聽聲音，他們必須要將他們所聽到的聲音與意義做聯結。『聽覺口語法』，可以讓孩童學習去了解他們所聽到的是什麼，學習自己去說出來。另外，『聽覺口語法』更可以讓孩童回到普通學校，與正常聽力的同儕一起學習，讓他們取得更高的教育程度；同時在高中畢業後，能有較多的選擇；最後，在職業、教育、社交和經濟等各方面將有更寬廣的選擇空間。
　在協助亞利桑那州成立第一個聽覺口語法課程，並在那裡任教19年之後，我決定要退休。"但我的退休生活卻是短暫的"。在1999年3月，我來到台灣幫助『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從事督導、教學和支持老師、聽障孩童家長的工作。經由每天的參與，我深深對這裡已完成的工作感到敬佩。無疑地，是目前亞洲最大的聽覺口語法中心-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目前『雅文基金會』有兩個中心：一個在台北，另一個則在高雄；共有36位聽覺口語治療師、兩位聽力師、兩位社工人員和其它行政人員，更有超過四百位的小朋友和他們的家庭在此接受協助，來克服聽力損失的障礙。而這些改變竟都在三年內完成了！
我讚賞倪安寧女士、鄭欽明先生和茱蒂‧辛賽女士成立『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的遠見和魄力。我也讚揚所有的治療師、職員和家長熱誠地相信『聽覺口語法』並實行它，這使得台灣許多聽障孩童的未來因此而改變了！
　對我來說，我很榮幸能夠協助『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在臺灣的『聽覺口語法』推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