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漁夫不再捕魚,類風濕關節炎破壞了他的膝蓋組織,強忍著疼痛,他只能在港邊瞭望船隻,聽潮水拍打著堤防,看被拋棄的塑膠瓶罐在港灣內飄流。

他原本已走出這一座漁村,走出這一小小的海灣,去到台北,假日在一個文藝營隊,穿起花條紋襯衫,梳著分頭,眼梢有海風的粗獷、岬角的鎮定。


「將來寫詩要像老師一樣好!」他看著我,開門見山地表達,透露不識艱難的熱切、純真。我交還他的詩稿,提醒語言何妨更自然,詩意則宜雙關,如流雲有倒影。他很珍惜找到一家小雜誌社擔任編輯,終於可以不要打魚,不必害怕暈船嘔吐而不敢吃早餐了。


「我最瘦時只有四十五公斤,」他說:「一上船就吐,吃多少就吐多少。所以我早上出海前就不吃東西,空著肚子。每天都這樣,等下午船回港才敢吃飯。」


編輯是他下船後在台北的第一份職業。一個禁不起顛簸會暈船的青年漁夫到了陸地,從漁會到農會一路找工作,從金山鄉前進到台北,慢慢發展出文學喜好。我就是在耕莘寫作班遇到他的。


「老師,什麼時候您有空,我帶您出海。」他常說。他父親是一艘大型漁船的船長,要調動其他小型海釣船,不難。不在浪頭上討生活,他的心反而有了海的明亮遼闊。讀他的詩,知道他有一個啞巴小弟,襁褓中發高燒失去語言能力,一輩子待在漁村幫人整理漁網,不時發出「啊!啊──」的尖叫或喉音,憤怒與鬱悶都發同一的單音。他那首〈魔術師──給啞巴小弟〉的詩,起頭兩句:


聽你的話如解一首晦澀詩聽我的話你總用手指摺疊


兄弟情切,因聲障無從表達,弟弟只能屈指比畫,做哥哥的他並無從會意。但在詩的結尾,他仍然對弟弟發出讚嘆:「宇宙大得如你手掌那麼小!」意思是弟弟的手語可變化出一個宇宙。


在耕莘寫作班,他認識了一位叫小萍的女孩,同樣對文學懷有夢想,兩個人在親友祝福下成了家。妻子仍在工廠做工,先生換到一家經濟研究社當雇員,都屬受薪底層,寄居於物價昂貴的大都會,心理壓力愈來愈大。


「我很喜歡坐辦公桌,可是薪水低,小萍希望我去賣魚。賣魚的利潤比較大。」他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終於丟下筆桿,開一部小發財車改行賣魚了。為了搶到魚貨批發市場的停車位,凌晨兩點得從家裡出發。燈光與人聲喧嘩的魚市四點開賣,新撈上岸的魚分裝成一箱箱五六十斤重。他說車子停近一點就少走一段路。如果來晚了,不是怕標不到魚,而是怕搶不到停車位。


夫妻倆聯手主持的「金山漁家」店號,在永和市場,從早上六點一直賣到下午三點,風雨無休。他從初中就上船捕魚,吃過海上的苦,懂得各種魚性,隨口講兩句都令人覺得新奇,魚貨又新鮮,很受主婦歡迎,一天要賣兩百多斤。拚死命幹活,不到三年就買下一棟自己的住屋,不必再花錢租別人的房子。小孩交給遠方的岳母帶,一個禮拜探望一次,夫妻每周日下午收攤,開一百公里路去看孩子,靠罐裝濃茶驅趕睡蟲。


「日子很寂寞,因為遠離了寫作的朋友。」他說,在發病之前,不知無止盡的疲倦是會傷害免疫系統的。不喝咖啡,他一向喝烏龍茶提神,從一天一罐、兩罐增至三罐。終年沒有放鬆的一刻,更要命的傷害是睡眠不足。


「船員還有嘻嘻哈哈打鬧的娛樂,我賣魚,沒有時間休息,所以愈來愈不愛說話。」


那一天,是星期天,探望孩子的日子。魚攤收市他就覺得眼皮不聽使喚,全身燥熱,冰過的烏龍茶連喝五罐,情況仍未改善,勉強開了車上路,去岳母家,心頭急慌慌的。晚飯後折返,躺倒客廳沙發就起不來了,肩頸僵硬,頭痛欲裂,兩眼睜不開……初步診斷為類風濕性關節炎。那年他三十六歲,「金山漁家」的店招不得不卸下。在不明疼痛底細的情況下,只能不停尋醫或把自己關在家裡,行動一天比一天困難,併發躁鬱症。


距發病五年,協議離婚,放棄小孩撫養權,沉默地回到出生地:金山。他清楚記住了那一個使他變成社會邊緣人的日子,一個讓他畢生痛楚的臨界點。


無望的日子,他拿頭撞牆,撞成腦震盪送醫,護士問為什麼要撞,他回答:「懊惱。」雷雨的晚上他也曾拿著菜刀衝出家門,家人在海堤上將他拖回來。不久,他就進了宜蘭一家精神療養院。


「醫院離海邊很近,但看不到海,海被山嶺遮住了。」他告訴我,每月領七千救濟金,住療養院花六千元,剩一千零用。


「醫院的人很兇,不聽話會被綁在鐵欄杆上。」每隔一兩個月,他總是突然打來一通電話。「電話也受監控,」他低聲在那頭說:「我騙他們要打給家人。如果說打給老師,會不准。」


我不知實情如何,但他擔驚受怕的心可想而知。接到他電話的時候往往是他精神狀態最好的時候。他捨不得一下子就掛掉,滿腔的怨悔,剛化去一些,旋即又因寂寞而滋生起來。他很可能會在那裡待上一輩子,但妹妹不忍心,前年接他回老家。他也極力想擺脫精神病的控制,求醫生換處方,試著減少某些令他昏沉的藥。


回到金山,他有了自己的電話,但折騰這麼多年,能打的電話寥寥無幾。「只有老師最疼我……」每次聽他這麼說,我都黯然。他住在緊鄰漁港的一個小坡上,低矮的水泥瓦房,潦草地塗布著防漏的黑色柏油,一尺半見方的小窗用塑膠板蓋住。窗子面東北方,冬天吹東北季風。這裡原是漁人宰殺魚的魚寮。


我造訪過兩次,第一次先約好他在家等。刻意騰空的沙發是他每晚輾轉權充的小床。我問:「你沒有床嗎?」他打開另一間一坪的小屋說有。那是沒有窗的裡屋,和沙發一樣侷促的床板上堆滿了雜物,頂上吊一盞四十燭光燈泡。太封閉了,難怪他寧願睡在外屋沙發上。角隅有兩座書架,大多是新潮文庫的書和一些詩集、詩選集。《白鯨記》、《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自我影像》、《草葉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幾乎全都是倒放的,像他的人生,顛倒而且閒置了。空氣裡有一股霉味,我提醒他要開窗。他說好。我說睡沙發不是辦法,你要把裡屋的床整理出來,睡床上,不關門,把門當窗用,使空氣流通。他也說好。他搬出兩疊手寫的詩稿,我挑著看,指出某些地方須刪節。我告訴他龐德的〈在地鐵站〉,原長三十行,刪成十五行,最後定稿只剩兩行;艾略特的《荒原》原長八百餘行,定稿也不過一半。我和他一起刪他寫的〈紀念碑之花〉,從三十幾行改成二十行,節奏從疏漸密,意涵從不明漸覺飽滿。我為他的詩能改造而快慰,他則為自己作品的新貌而興奮。


臨去,他陪我往左邊的沙灘走。攀爬右邊的防波堤對他而言太辛苦。許是心情變好,我覺得那一天的海浪特別好看,秋天的夕暮,天氣還不冷,海水一波波湧向沙灘,金黃的沙粒吸滿了水,倒映出天光,幾疑是一面水鏡。海浪嘩嘩唰唰,先是低伏緊跟著高起,捲動衝前,後面又一浪壓下,碎浪滾進白沫裡。


「海浪是舞動的梯田!」他脫口而出。我看著浪,無語,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就這樣潮水日夜般推移著,徒然無助。


上個月,氣溫驟降至十度,我途經北海岸,不期然想起那小海灣,方向盤一轉就進了漁村。環抱村子的青山沐浴在濕泠的雲霧裡,瓦舍密集處有幾團藍色炊煙。我四下張顧,在老舊的屋群中矗起了一座突兀的新樓,細看其他房屋,原來也貼有雜花色小磁磚,這村子的外貌與山海並不相融。他住的黑灰色魚寮最不起眼,反倒最自然,像岩石、海風、土地一樣近乎原生。門上掛了把鎖,想必又就醫去了。


我一個人往燈塔方向走。海堤下方布滿塑膠袋、檳榔汁、紙屑、魚骸,還有沉沉一股尿臊味。爬上高堤,整個村落與蔚藍無邊的海景都出現眼底,漁港被石岩圈住,岩頂是青蒼的小山,漁村錯落在岩腳上。


白浪激濺於岬角兩側。只一堤之隔,藍海就無法洗刷陸地肆意的汙染。我很訝異,不是假日竟有那麼多人四散在各處釣魚。有一種黃翅扁身手掌大的魚,釣客說叫「赤翅仔」。


「明明是黃色,為什麼叫牠赤翅仔?」我問。


「哪知啊──」


另一種圓球型如刺蝟,產自於大海,竟說是「河豚」。看來也無從究理。


他們抽著菸,在風裡大聲說:「失業了,來這裡上班。」冰桶裡有最新鮮的沙西米;尿急了解開拉鍊就地揮灑。


漁村的婦人多半忙著做箱籠繩釣的前置作業,把墨魚肉密實地鉤在一個個四方型的箱子邊。面海的小餐館不見任何人,收音機仍有一搭沒一搭地唱著台語歌,飄出門外,斷續在風裡。偶爾聽到漁船引擎聲,緩緩越過燈塔,進入航道。回航的漁船在晃動的波光裡,跟午後漁港一樣疲憊。


我遙望海堤,想到我寫詩的小兄弟仍在與精神病和日漸惡化的類風濕關節炎搏鬥,他能夠靠意志擊敗命運加諸於身的挫折嗎?這海灣若在荷蘭或日本,將是多麼美麗的漁灣啊。然而,在這裡,那些被拋棄的垃圾,什麼時候才會被注意到?而我的小兄弟,也只能日日看著港灣內飄流的瓶罐,聽潮浪洶湧地拍打。



【2008/03/01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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