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想分享的是，我在民國80~90年代，回歸主流、融合教育等政策下就讀於普通學校的經驗。我的聽力自小就是中重度，從70分貝攀升到超過100分貝。那時候我只有配戴助聽器，效果可說幾乎沒有。不過我那時也只知道助聽器而已。我國小至高中在台中念書，大學在新北市。我更小的時候有受學前教育(早療)，因此我小學時的學習發展還不錯。雖然聽不太懂老師說的話，看課本還能自修。

但到國中就不行了，國二的時候成績一落千丈。那時候我的國中沒有資源教室，只有特教班。我到高中才知道有所謂的資源教室。國中的時候，由於普通班級的老師都不知道該如何教導我，他們採取放任的態度。在上課時不論我是看課外書、打瞌睡、還是自己在角落玩，都沒有人管我。同學大概看我天真爛漫的，也不會欺負我。但我記得有一次，我應該受到了什麼刺激，我一個禮拜關在家裡不肯出門。於是我的家長決定把我轉到特教班。

我在特教班讀完國中，那是段很快樂的時光。我在特教班考試成績再爛也有前10名，因為全班只有9個人。特教班內的學生都是聽障，老師可以用的輔具印象中只有FM發射器。我私下偷偷問過同學「FM有沒有用？」他們都搖搖頭。我想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特別受過聽語訓練，助聽器聽到的聲音只是模糊一片，這點我也是一樣的，FM調頻對中重度以上的聽障應該沒什麼作用。特教班老師跟普通班老師，其實沒有太多差別。只有特教組長跟一位老師會手語，其餘老師是用口語加板書輔助，同學聽不懂裝懂是常有的事。但老師會關心我們，我認為我碰到的老師都是好老師，至少他們會想要幫助我們把書念好。只是整個環境的資源不太夠，學校對無障礙的認識也有改進空間。特教班上有位腦性麻痺的多重障礙學生，教室內的地板卻是墊高的木地板。那位同學每次上學都要特地從另外一個門口，加個斜坡才能進教室，上廁所更是麻煩重重，但他很努力，後來考上了台中一中。

我高中考上台中的第二志願，說是考上，其實我心中一點也不得意。我們的考試與其他人是分開的，在學校裡面的段考，一般學生寫A卷，我們寫B卷。B卷的難度比A卷低。那升學考試的時候怎麼辦呢？把我們跟一般生分開考。所以升學考試說穿了，就是一群寫B卷的特殊生互相比較而已。我一進高中，就發現我的程度與同班同學差很多。

我念高中時，學校有說要派一個工讀生給我，印象中一學期是一筆固定的費用，有幾個工讀生就有幾個去分。這個政策只是讓同學去幫忙特殊學生，而且幾千塊對學生來說也是筆不少的錢。只是，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工讀生是要幹嘛的？我只覺得「好奇怪，不是已經有小老師了嗎？為什麼還要特別派一個工讀生坐在我旁邊？」學校方面只說工讀生是要幫忙我上課，也沒有人跟我解釋到底工讀生是什麼角色？要做什麼？更沒有人跟班上的同學解釋。所以在我問了鄰座同學意願，她開始當我的工讀生之後，同班同學就對那位同學有各種誤解。像是工讀生很有錢要請客、幫忙抄筆記倒茶水的小妹、會打小報告的間諜、上廁所還要幫我擦屁股等等，給了我及那位工讀生很大的壓力。但那位同學人很好，仍然盡責地不斷提醒我有什麼作業、要去哪裡上課。只是下學期就不了了之了，我主要還是靠自修考上大學。教育部推出了很好的政策，立意都是良善的，只是沒有推行得很徹底，最重要的溝通也沒有做好，我覺得很可惜。因為我個人的發展還算過得去，但比較不幸運的同學，是真的需要有一個完善的支持環境。

我到了大學，由於新開人工電子耳，我聽到的聲音跟以前完全不一樣，卻感受不到聽力上有什麼進步。因為我那時還沒有做復健。醫院方面只有簡單說明聽語療程，但沒有說明究竟有多重要。我開刀後，一直暈眩，努力聽聲音只聽到像雜訊的滋滋聲。問調頻師，調頻師從儀器上看訊號判斷，跟我說一切正常、我聽到的聲音是正常的聲音。雖跟我真實感受不同，但我也不懂是哪裡出了問題。就這樣過了一年，我對校園開始出現適應困難的症狀。我不想上課、害怕認識同學，更害怕關注我的老師。那時資源教室一直找我過去，找我過去之後又不太理我。我實在不知道去資源教室要做什麼，所以就更不想去。我大學其實念得很爛。很多科目，都是因為缺課太多而被當掉。其實我不是不想唸，是唸不下去。校園裡的孤寂感太強了，當時的我心智不夠成熟，無法應付。我就休學了。

小時候幫我做學前教育的聽語老師，知道我的狀況後，就重新幫我做一次聽語復健。復健的方式就是老師口唸注音符號、各種音節，我坐在旁邊用聽的去分辨。從單音節開始到複音節，從單字到複詞，再從片語到章句。這樣的復健我做了一年半，每週一到五，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5點，就像是上班一樣堅持去做，才得到比較好的聽語能力。但我的人生並未就此改觀，我反而很怨恨為什麼之前浪費了那麼多的時間。我反而更討厭我自己，把自己封閉了好幾年。

我一直到近幾年才認識到，幸好我的父母非常關心我，非常努力地想支持我站起來，盡力解決我的各種問題。我碰到的老師、同學也都很熱心且包容。不然可能我的狀況會更慘。我當時覺得我像是在一個荒島上。我不會手語，用手語的聽障不接納我。我聽語不夠好，一般人總把我當外國人。我抱著一個病態的想法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沒有同類。

回顧過去，我發現聽障者被手語跟口語切割，平平是同一個族群，卻宛若兩個世界。被夾在中間的人，我以親身感受的經驗說：真的很不利身心的健全發展；身在其中的人不論年齡，他的心智都被磨得像個退縮且習得無助的老人。聽障要學習口語，與社會接軌，應該有更好的解決方法吧？為什麼一定要強迫聽障用劣勢感官，去學習有先天限制的語言呢？特殊教育法規定當局應評估特殊學生的功能情況，以適性的教育方法教育之。台灣當局對聽障教育的努力是有、改善是有，只是我看見的是仍不夠深入問題核心：老師或家長，應用最適合小孩的「溝通方法」來教育他；而非強迫他學習成人本身習慣的模式。在溝通的問題解決之前，不論對家長、教師還是學生本人，上學都容易變成事倍功半、吃力不討好的困境。願我的分享能讓更多人了解聽障的狀況，讓更多的聽障者說出自己的經驗，幫助社會建立一個「學習溝通無障礙」的空間。讓我們以後的聽障學生，能受到適合的教育，克服困境、進而獨立，成為具生產力的社會中堅。(本文作者為聽障人士，照片由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