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連假期間，出遊人數多，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在一場記者會結束前，特別邀請客家電視台記者上台，使用客語向客家朋友呼籲，盡量不要到人多的地方，若是出遊要戴口罩，室內、室外要保持距離。
陳時中邀請記者的即興演出，頓時舒緩了緊張的疫情記者氣氛，引來現場一陣笑聲，當時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手語老師的動作沒有因為客語而停了下來，仍是照比不誤，也讓許多民眾直呼「太神了」。
《信傳媒》專訪這位讓網友稱神的手語老師丘安，揭開手語翻譯員工作不為人知的一面。
會手語歌不足以溝通
丘安跟很多人一樣，是在大學社團接觸到手語，單憑一般人的想像，以為這樣的學習，就能與聾人朋友溝通，但卻不是這一回事。
丘安說，「因為手語歌表演是按著節拍韻律照字比，後來到台北市聾啞福利協進會上手語課，第一次真正碰到聾人比手語，那時心想，天阿！非常的快，完全看不懂，從那時後開始，手語可以當成溝通語言的概念才慢慢成形。」
「手語歌、手語溝通、手語翻譯，是不同的階段。例如有人中文很流利、也懂英文，中翻英卻不太行，這是一樣的意思。而且流行歌歌詞往往很抽象，沒事也不會跟另一個人講歌詞。」
手翻譯員還有很多任務
在疫情記者會上，手語翻譯員看起來光鮮亮麗，只是站在那邊比一比，其實除了事前要先研讀相關文件，做足功課之外，其實他們還有其他任務在身。
手語翻譯員提供的服務，不僅出現在公部門的重要記者會上，還包含協助聽語障朋友洽公、就醫、司法訴訟、警察偵訊，還有緊急突發事故，這項「聽語障溝通服務方案」是由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辦理，各縣市都有類似的機制。
談到手語翻譯員的甘苦，丘安說，例如疫情當前，大家盡量減少上醫院，但聾人朋友萬不得以需要就醫，他們也須盡量陪同。有時也會遇到有暴力傾向的聾人患者，甚至是家暴案的家屬，也要格外小心。
她再舉一特殊的經驗，有次陪同精神患者就醫，聾人朋友要講的，究竟是幻覺還是幻聽，翻到很多天馬行空的東西，例如「你後面有人」，當下讓她感覺毛毛的。
丘安強調，其實這樣的族群，是弱勢中的弱勢，真的非常需要協助，幫聾人朋友把自己的狀態描繪出來給醫護人員、社工知道，好做判斷。
「政治人物」怎麼比？
由於政見會也會提供手語翻譯服務，民眾也好奇，政治人物怎麼比，如何去定義。丘安說，手語是視覺語言，必須尊重聾人的文化，必須由聾人族群去定義，但是不同的聾人，看的角度可能會有不同，他們必須透過與純聾人接觸的機會，去探詢聾人朋友怎麼比，再與同仁交流後，取大宗做使用。
她舉例，柯文哲剛出來時，大家稱「柯P」，手語打「KP」，或打「 K」加上「醫師」，但是英文可能有人看不懂，因此最好是選一個最視覺化的來取用。柯文哲成了台北市長後，後來大家就拿柯的招牌動作，打出「台北市搔搔頭的長官」。
若是碰到相同特徵的人物，例如行政院長蘇貞昌、高雄市長韓國瑜都是「光頭」，那就不宜使用，避免混淆。蘇貞昌可以打招牌動作「衝衝衝」，韓國瑜打出職銜即可。
手語職涯的意外收穫
這份工作也有意外的收穫，談到疫情記者會上，能夠翻譯客語的原因，丘安說，媽媽是客家人，但家裡其實沒在講客家話，參與行政院、立法院手語翻譯團時，發現質詢客委會時，有時會直接用客家話答詢，所以去報名客委會舉辦的課程學客語。
丘安說，為了練習客語，那時她跟媽媽約定，在家對話一定要強迫講客家話，「因為工作的關係，把我跟媽媽的距離拉近了」。
大家都可以用手語
「其實手語非常好用，溝通很方便，因為每個人都會老，如果自己和周遭的朋友都會一點手語，就不會因為老年失聰而無法溝通，那種孤獨感，是需要去重視的。」高安說。
她舉例，媒體攝影棚的工作場合也用得大，在諾大的空間比一比，就不用喊叫了；男女朋友冷戰，也可用手語開啟對話的契機，作為人際關係的開展。
丘安說，就像我們身在異鄉，聽到中文就會感到親切，即使外國人講得不太標準，也會很感動，對這環境產生連結、有安全感，感到被接納，聾人朋友跟我共同生活在台灣，都在這塊土地上，也是相同的道理。
無障礙溝通環境還有進步的空間
對於無障礙溝通環境的打造，其實還有進步的空間。丘安指出，例如公部門的記者會，往往只有手語翻譯，對於聽損較輕微的，會較希望看到即時的字幕。新聞台是否也可以考慮加入即時字幕，畢竟只有大標題，沒法詳細得知訊息，老一輩的聾人，也看不太懂複雜的文字，接收到的資訊也就愈來愈封閉。
另外，手語老師們還提到，希望手語翻譯員螢幕上的視窗可以大一些，最理想的狀態是在記者會上要發言的往前站或往前坐，讓翻譯員站在主講者旁邊，讓視覺連動立體化。也希望各政府機關擺脫本位思考，各自編列相關預算，而不是把預算項目全交由社會局處理。
「沒有障礙的人，只有障礙的環境。」訪談最後，丘安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裡的這句話作為結尾，並且感謝各界對於聾人知識平權的重視。藉由疫情記者會的連結，也讓我們關懷的視野，更加深入社會的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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