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有趣手語廣角鏡--莉娜手語工作坊

 

疫症當前，每日下午4時許再見不到高級警司江永祥，換上了衛生防護中心張竹君。那個曾經向人民聲言不可蒙面的政權，如今高官權貴都要戴上口罩（雖然最高級那個話要慳啲使）。天生失聰零聽力的大學生車仔（化名），特別感受到口罩背後人與人之間距離的沉重，「戴住口罩睇唔到口形，只係靠聲，同隔住口罩聲量都有啲影響到，要更加留心focus聽嘢。」有時，他需要講話者重說或說慢些。

口罩，令車仔想起過去大半年來街頭的一幕幕，還有他身在蒙面警員前，無法看到口形、無法溝通的那份不安。

車仔聲音帶點顫抖，說話語速也較慢。他兩歲時動手術植入人工耳蝸後，有了基本聽力，只是風大時「收音很差」。他的人工耳蝸，令他曾被人誤會是便衣警，他走在街頭的憂慮，不只是被濫捕，還有得不到同路人的信任。

聾人上街，心情盡是矛盾，但他們還是清楚聽見內心的呼喚。日前，車仔到醫院外打算為罷工醫護人員打氣，他以為會有連儂牆之類的，結果找不到，於是自己貼了幾張memo紙在燈柱，寫上「支持醫護（心心）」。後來，整支燈柱都貼滿了為罷工醫護打氣的字句。「其實我哋最初嘅訴求，混合咗喺呢個抗疫行動入面，唔會話因為呢場抗疫而忘記警暴問題。」

年約20歲的車仔，外表看來與普通青年無異，卻聽到他說話時音調不大準確。「之前亦都試過同人傾偈，佢哋會奇怪點解我講嘢個聲好似好怪，或者講嘢好特別，試過問我『你係咪外國人嚟架』。」亦有人透過對話知道車仔有聽障，所以他覺得大眾對聾人的認識有相當大差異。

車仔說，平時除了利用人工耳蝸聽，亦會靠觀察對方口形讀唇。因為植入人工耳蝸後能夠聽見，所以他從未學習手語。他小時候就讀的私營語言訓練中心主要教授發音，他沒有讀過聾人學校。許多人以為聾人一定等於啞，車仔澄清，兩者沒有必然關係，但部分聾人沒有接受過發音訓練，而是從小只學手語、不會說話，社會就將他們歸類為「聾啞人士」。

車仔兩歲時動手術植入了人工耳蝸。在反送中運動現場，當一個人的耳朵有一部機器，卻會惹猜疑。「你可以話，人工耳蝸係我身體嘅一部分，或者一個特徵。而家嘅情況比較緊張，可能容易被人影到相、起到底，或者會被人拍片影到，變咗一個所謂『在場嘅證據』。」他選擇避免被人見到人工耳蝸，以免誤會，「一係就要包得好密實，一係就要直接除咗佢。」

他解釋人工耳蝸、助聽器、普通耳機的分別：「人工耳蝸多數係勾住耳仔、然後上面有舊嘢貼住嘅，要做手術植入；助聽器就應該就咁勾住耳仔，助聽器唔使做手術；便衣嘅耳機，可能就咁一粒黑色、好似藍芽嗰啲戴住，我唔肯定。所以，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將嗰個人工耳蝸當成係便衣嗰隻耳機。」他續指，助聽器多數是肉色，形狀會配合耳朵結構。

反送中大半年來，車仔多數參與一些和理非活動，但只要見到勢色不對就會除下人工耳蝸，霎那間就變成看默劇般，再大的槍聲也聽不見。他說，主要是怕容易被警方「點相」，其次是怕引起示威者誤會：「始終可免則免，費事搞到大家情緒緊張。」他知道，自從去年8月警方承認派出「喬裝警員」，人人擔心臥底、便衣警滲透示威，抗爭者對戴耳機的人很敏感。車仔沒有試過被「捉鬼」，但有次被人誤會是便衣警。

那天，他在五金舖門外等朋友，穿著普通裝束、戴著人工耳蝸、無帽，「見到佢（店內一個客人）俾咗錢，但轉頭佢見到我戴著人工耳蝸、攞住電話，咁就可能以為我係便衣，就擺低咗袋嘢，走咗去。然後等到我朋友嚟到同我會合，佢先返轉頭，知道自己誤會咗我係便衣。成件事好搞笑。當時仲係運動好初期嘅階段，未去到之後咁嚴重。」

元旦遊行有參與者戴著助聽器，被誤會是便衣警／臥底警員，車仔覺得：「無奈，不過如果我係佢，我都會體諒其他人嘅，因為之前好多次商場都見過一啲便衣。大家可能都會好驚，我明白佢哋嘅恐懼，不過都係『不分化、不割席、不篤灰』。」車仔又認為「捉鬼」無意義，只會加深抗爭者之間的分歧。

他續指，問題根源在於政府教育不足，大眾對耳機、助聽器、人工耳蝸沒有足夠認識，「同埋警隊或出動便衣去做一啲煽動，或者突登營造一啲捉鬼嘅現象去對付示威者，想瓦解個運動。所以我唔會同捉鬼嗰班人割，不過覺得佢哋不完美、可改善、可接受，因為問題根源唔係佢哋，可能係政府教育做得唔好，同埋警隊為咗對付示威者而不擇手段。」

因為聽不見，車仔在集會遊行現場，經常留意周圍環境和手機，「就好似上次去維園嘅遊行，喺維園入面，我都要靠電話先睇到出面原來射咗催淚彈。」他多數獨行，因為身邊好友即使是黃絲，也會因為種種原因不參與遊行，譬如家人反對、覺得遊行無用、掛住返工等。車仔不與他們爭論，而支持運動的家人也因為信任車仔不會冒險，故沒有阻止他上街。

運動初期，他獨自被幾個軍裝警員截查。車仔憶述，他當時穿黑衫，「喺一啲比較敏感嘅地方」，一名白衫、幾名藍衫軍裝警截查他。他那時候沒有戴耳機，表明自己完全聽不見，並出示了「殘疾人士登記證（俗稱白卡）」，但對方似乎不懂得應對，「我叫佢哋講慢啲俾我睇吓個口形，當時（佢哋）係未蒙面嘅，白衫有嘗試應我要求講慢啲、show口形。但搜身嗰陣，係兩三個（藍衫）同時講嘢，我得一對眼點睇得晒，同埋佢哋表情係好差，冇話特別放慢速度或做誇小小口形。」其後車仔獲放行，之後沒有試過被捕。

他指，自己所認識的聾人很少，亦沒甚聯絡，不清楚有多少聾人參與運動。車仔自中學時開始關心社會，稱由於生活環境所致（但不欲透露詳情）。今次參與反送中運動，起初是因為反對修例，後來則因為警暴，車仔說：「到而家都未有一個警員，需要為佢嘅行為負上責任。」

車仔非常擔心被捕，經常設想被捕怎麼辦。「其實我可以睇口形咁樣溝通嘅，不過問題係佢哋蒙晒面，所以聽唔到嘢同時又睇唔到佢哋嘅口形，所以其實有個擔心，如果真係被人捉咗，點樣同佢哋溝通或者點樣保障自己嘅權利。」他表示，聽過有聾人被捕，但不肯定被捕者是否運動參與者，「係聾嘅，不過唔識講嘢，警察好似唔識處理佢，當咗佢係精神病人，送咗去青山醫院。」

他又擔心警察如果知道他有人工耳蝸，會刻意破壞，因為上網見過有被捕者手機被警員刻意摔壞，「或者見到我聽障就可能突登侮辱我，話聾嘅、咩傷殘、殘廢就咪出嚟啦，類似呢啲咁攻擊性或者侮辱性嘅，又或者突登剝削你嘅權利，話你聾架喎，點樣打電話見律師呀，就唔俾你見律師。」

眾新聞向警方查詢可有一套截查／拘捕聽障人士的指引，獲回覆：「如遇上聽障或語言障礙人士而未能有效溝通，警方會因應情況作出適當安排，包括安排手語傳譯，或讓慣常與他們溝通的朋友或親人提供協助。」但車仔不懂手語，所需要的是看見警員的口形。

車仔礙於聽障而未能走上前線，很多時要急著離開現場，內心並不好受，「如果真係發生危險，我知唔知發生緊咩事？或者身邊嘅人叫我走但我聽唔到、唔知道要走，企咗喺度，繼續留喺度可能拖累咗人哋。因為咁樣，所以真係唔會勉強自己，費事累人累物、累人累己咁，會有種唔開心，覺得自己好似上前線又唔得，企後又好內疚，有個矛盾嘅心情，好複雜。」

看著其他人被捕、被打，就更令他難過。「試過見著有人喺我面前被人拉住或者被人㩒低，都會覺得自己嘅缺陷好似害到⋯⋯點講呢，即係覺得自己做唔到啲咩，真係會內疚。見到有啲人被胡椒噴霧噴到，幫佢洗眼時就覺得，自己係咪可以再做多啲，但係好似又做唔到。」車仔說。

種種無能為力的感覺，加上對被捕的憂慮，車仔自覺精神健康受影響，「個人變得好躁狂，即係好容易發脾氣或者真係有少少抑鬱，譬如我以前係有睇《開心速遞》，不過（而家）就笑唔出，好似個心好壓抑咁樣。同埋，有時諗到呢7個月嚟發生咗咁多嘢，都會流眼淚、喊，所以覺得自己真係有個情緒嘅問題喺度。譬如好似周同學（周梓樂），同我差唔多年紀，其實佢可以係我身邊任何一個朋友，只係咁唔好彩係佢，就覺得好可惜、好可憐，就會喊。」

運動早段出現「抗爭手語」（譬如雙手作抱頭狀代表需要頭盔），對車仔又可有幫助？「即係起碼知道前面係要啲咩，我就會幫手搵吓或者叫後面嘅人，睇吓有無呢啲物資傳上去。不過其實整體上嘅幫助唔大，因為我想要嘅（資訊）係而家個情況，即係發生緊啲乜。」他有感傳物資時亦不過是順著人鏈傳，沒有特別感到開心。

最令車仔覺得自己幫上忙的，是一次在遊行中舉紙牌。他記得那時候是9月，有人呼籲有裝備的人走先，「我就舉紙牌寫住：我係聾嘅、聽唔到嘢，唔使同我講嘢，有gear走先，同埋希望和理非如果真係想留低，就企疏啲。想傳遞訊息俾遊行嘅人知道，起碼陣間啲小朋友、手足可以明白，有gear嘅就真係走先。」

車仔略哽咽續說：「我表明唔使突登同我講嘢，因為講嘢我都聽唔到，所以好多人知道我聽障嘅問題，就突登關心我，攬吓我咁樣，幾warm嘅。嗰一刻就真係覺得自己有參與運動，即係盡吓少少自己能力去提醒身邊嘅人。（過嚟攬我嘅）有老人家、有叔叔、姨姨，亦都有戴豬嘴嘅手足，亦都可能有啲細過我嘅妹妹。」車仔那天穿了全黑裝束，不怕被捕嗎？「其實我驚被人濫捕，不過都想盡一分力，因為我企唔到咁前，自己做到幾多就幾多，著成咁樣就掩護吓佢哋，同埋係一種精神。」

因為聽障，每次抗爭者口號聲響徹街頭時，車仔都無法聽見彼此的打氣、提醒和吶喊；亦因為聽障，車仔想盡辦法參與運動，即便只是穿著黑衣、舉起一個紙牌。同行者每一個擁抱令車仔相信，他也可以為運動做點甚麼，只因他內心深處，聽到社會公義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