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手語根源
凡討論到聾人教育，必定不可以忽略手語。一般人可能以為手語只是一大堆手勢，沒有文法、沒有規則、沒有章法。香港中文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系的鄧慧蘭教授卻絕對不同意：「很多人以為手語只是通過身體擺動來表達訊息的溝通方法。但事實上，所謂的『身體語言』與語言學所研究的語言風馬牛不相及。」身為語言學家，她重視的是手語作為「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一員的特質。所謂自然語言，是由人類大腦的語言組件，在嬰兒期間透過外界”trigger”而發展成為一套語言；又是指語言本身必須是由一個社群的人透過使用慢慢衍生出來，最重要的是自然語言不可以是人為地刻意創造出來，例如在二十世紀初人為創造出來的「國際語」(Esperanto)便不是自然語言。「當一個人學習自然語言時，無論學中文或英文時，都會有一個自然發展程序，慢慢地學會了一種語言。我們認為手語亦是自然語言就是因為手語獲得(S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都有類似的程序。」所以在語言學的層面上，手語的地位等同任何一種自然語言，更不可視手語為口語的附屬或延伸。
根據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所出版的《香港手語源流發展》(1987)所載，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頭在香港手語發展上佔重要的位置。在解放時期，有為數不少的聾人隨移民潮從南京及上海等大城市南來，當中不少在香港定居的聾人及教師從事聾人教育工作，漸漸地來自南京及上海的手語便在香港植根。鄧教授同意香港手語根源自上海與南京之說，她亦相信在中國內地解放之前香港聾人社群應已有自己的手語，隨後與來自該兩地的手語融合。「曾經有研究發現，香港與上海和南京的手語有超過百分之五十是相同的。所以一般皆同意香港與南京和上海的手語同屬一組，而台灣和日本的手語則是另一組。」不過鄧教授補充，目前關於手語語系的研究只是透過有限的表面觀察進行分類，研究不算多亦不是太有系統。
統一香港手語？
但「特別」的是，不但香港與東南亞的手語不同，原來在香港聾人社群中對某部份意思都會套上不同的手語(即聾人們所謂「打法不同」)。協助鄧教授編寫手語字典、在出生時已失去聽力的Kenneth也同意目前沒有一套所有聾人都通用的香港手語，他舉例「怒」的手勢也有兩個(據說代表「屯門」的手勢竟有十多個)。但鄧教授卻不覺得有甚麼問題，認為不應該對此大驚小怪。「廣東話中有不同處不出奇。自然語言的其中一個特質就是有Variations，正如手語也可以有不同的Varieties(變體)。」雖則可能有人會爭說香港只是一個小地方，香港手語不可與廣東話相提並論，但她認為這是原則的問題，重點是大家要接受即使同一種語言都會有變化和異同。其實，情形就如廣東話的發音和用字在東莞和中山也不會一模一樣，從語言學角度上，我們從來不會要求有標準廣東話。當大學生們可以用「潛」、「摺」、「頹」這些「U記話」去表示「消極態度」的同時，我們應該要理解和接受手語中有幾個表示「怒」的方法。當追問到為何香港口語會有這麼多變化時，鄧教授認為可能與聾人社群的生活方式有關。「聾人的生活可以很簡單，一大早工作、回家、工餘時和幾個朋友消遣。社群比較窄，一組一組的生活，也獨立發展出不同手語。再加上手語在香港社會中不是主流語言，就像少數民族語言一樣。再者，不是太多健聽人懂手語，所以不同的香港手語融合得較慢。」但她對此不擔心，她相信隨聾人社群之間的溝通增多，再加上手語能廣泛應用，香港手語便會自我完善，慢慢匯流在一起。
教學語言的分歧
六十年代左右，手語的語言學研究開始在美國萌芽，西方先進國家要用好幾十年的時間才慢慢摸清手語在聾人社群教育上應扮演甚麼角色。在美國與德國，以手語及口語(即教授聾人唇讀及口語發音)作教學語言的學校同時並存，家長可以根據個別情況決定其聾童以口語、手語或口語手語混合模式接受教育。英國過去曾經以口語教學作主導，但後來在八十年代反思手語在教學上的功用，再而發展至接受手語為教學語言。東南亞的手語教學也有不錯的發展：在
中國內地，有很多學校採用手語為教學語言；台灣的情況亦類同，不但接受手語教學，更有聾人在大學繼續接受教育；泰國除了採用手語為教學語言外，更立法肯定手語的法律地位，於法庭上與口語地位相等。回看香港，情況則有點複雜。鄧教授認為這是在手語發展進程上的不同，她亦不認為香港應「一步登天」，急於決定用手語教學。「香港以往跟隨英國的聾人教育模式。我認為若果要在香港採用手語教學，尚要做一些準備功夫：到底香港手語的特質是甚麼？香港手語的文法是怎樣？聾童的家長到底有幾多懂手語？有幾多的老師懂手語？社會對手語有多少認識？我們要先弄清楚這些大前提，掌握了這些資料才可以決定下一步怎樣做。」
除了以上這些問題以外，究竟聾童本身以甚麼溝通模式作為第一語言也是另一考慮因素。大部份香港健聽人士在兒時學會了廣東話/中文作為第一語言，其後在學校學會了第二語言英文。但聾童的情況有一點不同，第一語言是和聾童家庭背景有很大關係。協助鄧教授編寫香港手語字典的 Kenneth 出生於一個聾人家庭，所以他在小時候已學會了手語並以此為第一語言，其後在學校中學會了中文和英文。但鄧教授卻表示Kenneth的情況並不普遍：「其實在十個聾童中只會有一個左右是在聾人家庭中長大，並以手語作第一語言。另外的十分之九都在健聽家庭中長大。」
手語教學與智力發展
根據外國的一些研究顯示，在教學中輔以手語教學可能會對聾童的智力發展有幫助。外國曾有人將一班兒童分為三組研究，第一組的父母是健聽而其孩童為聾童、第二組的父母是聾人而其孩童亦為聾童、第三組則是父母是聾人而其孩童為健聽。分析孩童的智力與語文發展後，發現最弱的竟是第一組，最強的則是第二組。要解答為何會有這個現象，就要從語言學的一個假設說起，那就是美國語言學家瓊斯基所提出的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語言學中有一個學派相信，既然人類在生理構造上皆相同，很
可能所有人類都有相同的語文學習模式，兒童在學習一種語言時可以從中分析出語言的結構和法則。後來瓊斯基更提出語言組件 (Language Component) 的學說，認為所有孩童皆與生俱來便掌握了一套語言的法則，兒童要學習的是一種語言如何從應用這些法則衍生出來。「首先我們必須要相信語言學習可能依靠一個模式，無論放甚麼語言進這模式皆可。假設我有一個小孩子，若果我放他在一個以手語溝通的聾人家庭，他一樣可以學會手語。運作這個模式是非常重要，可能越早運作越好。當成功運作之後，再學習第二、第三語言亦可以。」但假如這個模式在運作時遇到阻滯，運作得不好，又或吸收的語言資料不足夠，最後不但第二、第三語言學得不好，甚至可能連第一語言也有問題。第一組之所以在智力發展較緩慢，或許就是因為欠缺了語言支持。「有許多外國研究都認為cognition初時會獨立發展，但當發展至某個地步便會開始與語言發展interact (互動)。」所以若語言發展己經有問題，可能會影響智商與認知方面的發展。「所以美國的語言學家提倡在聾童未接受儀器輔助(如助聽器、耳窩移植)之前，輔以手語溝通以trigger語言組件的運作，以支持自身的語言發展。」
《學苑》詢問鄧教授究竟口語還是手語教學較適合香港聾童，她認為不同學生會有不同的需要，即使健聽的學生也如是：「我不太相信有一個教學方法會適合全部的學生，聽與聾的學生也有很多種類。現在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足夠。」鄧教授補充雖然外國有一些研究已支持手語能有效地輔助教學，更對智力發展有幫助，但類似的研究在香港很少，很難說外國的情況是否和香港一樣。「我知道有一些弱聽學生在健聽學校也有好表現，學習得不錯。但另外有一部份的弱聽或聾的學生，我相信可能需要一些手語作輔助。若果有方法可以幫到聾的學生去融入健聽社會，這是好事。假如口語教學有不錯的表現，就繼續用口語。但是否全部學生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和健聽社會融合呢？有沒有其他聾的學生用這種方法失敗的呢？他們怎麼辦？或許我們要問究竟在哪出問題，是教學方法？是家庭？還是學生自己？還是社會對聾童語言發展不甚理解？」對於那些懂得唇讀和有助聽器輔助的學生，可能融合教學是好的。但一部份無法適應融合教育的學生，通過手語吸取知識便可能是可行方法。而且，社會往往要求聾人融入健聽社群 (弱勢融入強勢社群)，但提倡健聽人學習手語的觀念卻不強，或許我們更要關心為何香港沒有互動互助的觀念。
展望
展望將來，鄧教授認為香港需要更多有關手語在聾人教育所擔當的角色的研究。「以語言學的角度來說，重點是通過哪一個方法及語言可以幫助聾人去學習更多的知識。」而在政府政策上，香港應該對有志在專上院校進修的聾及弱聽學生提供更多幫助：「美國或澳洲對在大學讀書的聾人提供支持，例如會有翻譯陪伴他們學習，提供手語翻譯甚或替他們抄筆記，最近，越南更成立了以手語為教學語言的成人進修學校，幫助聾人繼續接受專上教育。」香港或許是時候想一想如何幫助聾人在大學進修。
鄧慧蘭教授(右)以手語與協助她編寫手語字典的Kenneth(左)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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