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03 09:48】 【來源:成都晚報】
余小姐(化名)童年時因為一次意外右耳失聰,近20年她都生活在抱怨和仇恨中。近日,23歲的余小姐來到本報“心理訪談室”,她能放下心中的仇恨嗎?心理專家能引導她釋放內心悲傷,找回平和的心境嗎?
心事新聞
絕望日記背後
妙齡美女想離世
正月初一晚上,余小姐第一次給記者發來信息:“我好想離開這個世界,我什麼都不順利,世界已經徹底將我拋棄……”記者不斷撥打她的電話,可每次都被她挂斷,記者試著用短信與她交流,提出與她見面,但同樣遭到拒絕:“沒人能幫我……”一個月後她再次給記者打來電話,聲音微弱而遲緩,那份絕望讓記者的心颼地懸起:“我右耳聽不見,我很難受,沒人能理解我,因為沒有人訴說,所以我曾經試著寫心情日記發泄心裏的悲傷……”記者盡力穩定她的情緒,表示願意聽她傾訴,但很快她又像上次一樣挂斷了電話。一個星期後記者再次收到她的短信,之後終于見到了這位美麗女子。
從余小姐美麗秀氣的外表絲毫看不出她兒時便右耳失聰。記者和心理專家坐在她的左邊,還沒開口她的眼淚就已經滾了下來:“我來時已不抱任何希望。”她在心情日記中這樣寫道:“四歲以前,那鮮血淋漓的畫面永遠無法抹去。那一天母親將我拉到身邊,扯著我的右耳小心地掏著耳朵,突然弟弟跑了過來,正好撞在母親手上,掏耳的工具不小心戳進耳朵,鮮血順著耳朵流了出來,我的臉上和母親手上全是鮮血,一家人嚇壞了,母親一手抱著我,一手揚起巴掌打弟弟,弟弟張著嘴巴在地上哭泣,但我的右耳卻聽不到任何聲音。爸爸抱著我就往醫院跑去……”
右耳失聰以後,她的生活徹底改變:“耳朵聽不見以後我成了每個人的笑話,我是身邊所有人的熱門話題……”余小姐說每次別人說話時她都感覺很累,因為必須全神貫注地傾聽,緊緊盯住人家的嘴,側耳捕捉每一個音節。人家說話聲音太小,她就特別緊張,又不敢反復追問,慌亂中不知人家在說什麼笑什麼,甚至還會聽錯意思,鬧出很多笑話。在學校她總是坐在第一排,很多同學取笑她,她常常下課後一個人躲在走廊裏哭泣。 她的性格變得很敏感,變得愛哭且不願與人說話、交往。她習慣了在角落發呆、落淚、療傷,家人和老師經常無計可施:“你到底在想什麼啊?”
家人都多災多難
她恨周圍所有人
“我恨周圍所有的人,和鄰居、熟人見面也只是打個招呼,不願與任何人多交往。”余小姐告訴記者:“我們家是一個特殊的家庭,家裏除了父親以外其他人都有殘疾。因為每個人的不幸,家裏氣氛也很沉悶,沒有歡笑,而我除了家人以外,不相信任何人。”
據余小姐介紹,她母親因小時候一次意外摔斷了腿並留下嚴重的後遺症,現在母親的一條腿因為肌肉萎縮,瘦得只有一根骨頭支撐,走動半個小時就需要休息。余小姐說:“我無法從物質上給予母親和這個家更多的支持,只能安慰她,在她走累了時幫她按摩一下腿部……”
余小姐的姐姐小時候被大火燒傷過,余小姐認為姐姐毀容的同時也毀了幸福,婚後姐姐不幸福,姐夫常常抱怨,認為本可以娶到更好的女人。弟弟本來是個很健康的孩子,但小時候因為患病用錯了藥而落下了毛病,現在兩耳聽力不好,人家說話能聽到30%就已經很不錯了,說話也很含糊,表達不清晰。弟弟雖然有殘疾但心靈手巧,沒人教都會修電器、修車子。“因為聽力不好,口齒不清楚,聰明的弟弟在一個親戚店裏做洗碗洗菜的活,一個人在角落裏默默付出,我看到他就常常想到自己……”余小姐說起弟弟,眼淚又不斷地掉下來,弟弟受了委屈就給姐姐打電話,每次接到弟弟無助的電話,余小姐感覺比剜心還難受。余小姐說她弟弟沒有上過學,到現在認識的字全部是她在家教的。
父親一生也多災多難,很小時奶奶就去世了,父親出生前爺爺就調到四川其他城市工作,父親出生和奶奶去世都沒回來,父親5歲那年,爺爺回家將伯父帶走了,50年來爺爺對父親不聞不問,而父親也從不提起爺爺。父親被他終身未嫁的姑姑養大。直到初中余小姐才知道爺爺還活著,而且過著幸福的日子。2002年爺爺回了一趟老家,他們才和爺爺有了聯係。
“我很恨爺爺,去年我們去看他時,我一見到他就落淚,但走時很後悔,覺得還不如不要這份親情。”余小姐說。去年父親在跟伯伯通電話時得知爺爺身體很不好,害怕再也見不到爺爺,就帶上余小姐一起去看爺爺:“臨走時爺爺卻說以後不要再去了……”余小姐說她也恨母親家裏的人,和他們很少來往,感覺很陌生。
本想開始新生活
上班第一天就蒙上陰影
為了開始新的生活,初中畢業後余小姐就去了重慶打工。第一天上班時她看到車間裏這麼多人,心裏慌了,她竭力向遇到的每一個人微笑,試圖掩飾自己的耳疾,但“災難”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組長安排工作時,她錯誤地理解了組長的意思,當她站起身來按照組長的“意思”去做時,在場的所有人都詫異地看著她,繼而爆發出一陣刺耳的大笑,她就像可憐的獵物被那一張張大嘴撕扯著。她放聲大哭,車間裏馬上靜了下來,大家議論紛紛地散開了,她更加覺得受傷,內心猜測著別人在議論什麼,無非都是以前經常聽到的話:“這個人怎麼這麼怪啊,一點小事也要哭……”本來想離開讓她傷心的家重新生活,但上班的第一天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余小姐說:“無論我走到哪裏,我都注定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沒有人理解自己,而我也不相信別人能幫助自己。”因此,半年後余小姐離開重慶回到家中,從此,她關上了通往外界的門,沒再出去找過工作。“我感覺自己走過的路、經歷過的事總是重復發生,自己就像被困在沙漠裏,周圍很多野獸圍著自己,我孤零零地站在中間等著它們吞噬,有一種等死的感覺,沒人能救自己。”她說。
心理訪談
我很孤獨 這個世界只有我一個人
記:能說說你現在每天在家都忙些什麼?
余:我現在常常一個人坐著發呆。我很害怕出去找工作,每個人的目光都讓我覺得不懷好意。我哪兒也不想去,喜歡呆在家裏,幫爸媽做點家務,其他時間就看看書和報紙,但看書不能超過一個小時,時間久了頭會很痛。這些年想的事情太多,憂傷太多,身體也不好,稍微費神頭就疼痛。我雖然有殘疾,但是個喜歡做夢的人,小時候我很希望上大學,但殘疾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初中時我很自閉,不和任何人說話,初中畢業後我就不想再上學,因為受不了同學們怪異的眼光,我總覺得自己和他們格格不入。現在我很不甘心,無法接受目前的處境,特別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過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不想像父母那樣毫無目標,一輩子機械地生活。
記:右耳失聰,你恨母親和弟弟嗎?
余:那時還小,我懂事時候起右耳就失聰,覺得自己從小就是這個樣子,沒有恨過他們。母親和弟弟都是很可憐的人,雖然母親不說什麼,但我知道她心裏是很痛的,我不想再增加他們的痛苦。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覺得生活對自己並不公平,耳朵失聰讓生活變得更加艱難,讓我們變得更加不幸。
記:你痛苦時會經常尋求和接受別人的幫助嗎?
余:不想。今天到這裏來我也沒抱任何希望,我知道沒人理解我,沒人可以幫我。我感覺全世界包括家人和朋友都在孤立我,這個世界只有我一個人。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因為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份煩惱。我是家裏最健全的孩子,也是他們的希望,我的痛苦會讓全家人痛苦,我不願家人為難,不願看到母親流淚的樣子,不願看到父親無奈的眼神。我很多次想一個人走掉,但我放心不下他們。去年我和父親去看爺爺的時候,在爺爺生活的那座城市,父親帶我去看過心理醫生,但我和心理醫生聊著聊著就不斷地掉眼淚,眼睛很痛,聊了一半我就跑了。現在除了家人,誰也不重要,但我家人的力量太小。我感覺自己的心態很老。
記:今天那兩個陪你一起來的女孩是你朋友嗎?
余:是,但我朋友很少,身邊的人都笑話我。我現在跟她們倆也很少訴說自己的不快樂,因為我心裏的苦她們不懂,因為她們沒有我這樣的經歷,她們不能理解。這次她們也是有事要來成都,我們結伴上來,只是一路上有人坐在身邊沒有那麼寂寞。
記:父母對你有什麼樣的期望?
余:我家在農村,姐姐和弟弟都有殘疾,父母沒有多少文化,他們無法理解我內心深處的悲哀,也不知道我需要什麼,但善良的父母希望我像其他人一樣平安地生活,結婚然後生孩子,他們希望我能承擔起家裏的重任,照顧好弟弟。我自己也很想這樣,我常常告訴自己不能因為一只耳朵聽不見就放棄自己,我也渴望有份好工作,努力賺錢給弟弟治病,讓家人也讓自己過上好日子,但我能力有限,心裏很亂,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我常常自責,為什麼別人能面對的事我不能面對?別人能做的我為什麼不能做?我常常一個人哭一個人笑,覺得世界就只有我一個人。我連自己都照顧不好,我該怎麼辦呢?
專家點評
不合理信念導致情緒障礙
世紀精英培訓學校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培訓講師史向梅:余小姐目前處于重度抑鬱的狀態,內心感知的痛苦程度較重,社會功能亦受到較大損壞,已經不能很好地工作和與人相處。她完全沉浸在悲傷、孤獨、無助、絕望等負面情緒體驗之中,不斷加以強化,乃至形成負性自動思維,從而對別人的支持和幫助都不敏感。
究其原因是因為家中的不幸讓她缺乏安全感,父母的關注、呵護更多地放在殘疾的姐弟身上,給予她的與其說是期望不如說是沉重的負荷。其次,她在挫折的應對中所採取的均是消極方式——悲觀、逃避、壓抑、放任等情緒,惡性循環使她深陷痛苦之中無法自拔。另外,周圍人的輕視、嘲笑,工作上的艱難,無疑是雪上加霜。
從心理學角度講,余小姐的認知係統中存在諸多不合理的信念,這些不合理信念積聚在一起,形成強大的負面能量。心理學家艾利斯認為:“人的情緒不是由某一誘發事件所引起,而是由經歷了這一事件的人對這一事件的解釋和評價所引起的。”合理的信念會引起人們對事物適當、適度的情緒和行為的反應;而不合理的信念則會導致不適當的情緒和行為。當人們堅持某種不合理的信念,長期處于不良的情緒體驗之中時,最終將會導致情緒障礙的產生。余小姐應該記住災難在讓人跌倒的同時也可以使人成長,應積極地將心理垃圾傾倒出去,建議她繼續接受專業心理機構的心理治療和藥物輔助治療。
記者手記
砸開禁錮快樂的殼
採訪進行得很艱難,余小姐一說話就落淚,因為不願讓記者和心理專家看到她的脆弱,很多時候她寧願選擇沉默,我們不時停下來,等待她再度開口。
“沒有人能幫我,我不想說了……”是她在訪談過程中說得最多的話。最後她突然站起身說:“我想走了……”接下來的幾天,她每天都會給記者發來短信繼續訴說她內心的痛苦和對人的不信任,任何人的幫助在她看來都帶著某種目的。
翻看著這些短信,記者感受到她內心充滿矛盾和衝突,她急切地渴望逃離痛苦的深淵,但她又在深淵之外築起了外人無法逾越的一道墻,她給自己穿上厚重的盔甲,那是一個禁錮自己快樂的堅硬的殼。快樂其實很簡單,砸開硬殼,卸下讓自己無法行走的負擔,步履會越來越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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