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其楣是台灣資深的戲劇前輩，採訪的這一天，我們戰戰兢兢地坐在咖啡廳等待她。
突然，一隻飛燕般輕盈的身影出現在咖啡廳外。看見我們，汪其楣雙眉一揚，直接從咖啡廳整齊排列的植物裝飾間，側身穿越而進，舉起右手，走向我們。
我們迫不及待想開始採訪，錄音筆方擱下……“不錄音！好玩的故事，聽進去就可以了。活在當下，這才有用。”汪其楣笑笑說。
眼盲心不盲
永不放棄追求豐富的人生
汪其楣隨著遞給我們由她在台灣創辦的第二個聾劇團，拈花微笑聾劇團所呈獻的《悠悠鹿鳴》演出的一張錄影光碟。她將豎起拇指、食指和尾指的雙手，往腦袋前一擺，開始和我們說起多年前遠古人和鹿一起生活的故事……
“聾人的手永遠都在腰部以上，因為他平常用手講話，他的手隨時是其心意的延長。聾人演戲的時候肢體非常豐富，表情自然且層次豐富，因為手語的標點符號和抑揚頓挫都在臉上。他的眼睛與觀察力也很強，很容易看到你的心意。我要到哪裡去找這種演員？”她坦言聾人是她遇到最好的演員，而且聾人一輩子都在做表演的訓練。
“別人都以為（和聾人相處）很難，以為我有很多的愛，才會做這件事。我沒有，對我而言，更多是我真的感興趣──對別人的生活感興趣，對別人的表達方式感興趣，所以我也練就了聾人和盲人的耳朵和眼睛，我老是在看。老是在聽。”她認為人一定要真正地感興趣，想要接近及了解，慢慢去累積，才可能有所謂的關懷。
她強調，雖然她每次被標籤為在關懷聾人，而事實上是她在聾人的世界、語言及文化中學習和被關懷了許多許多。她說起她一位在《人間》雜誌工作的詩人朋友曾淑美曾這樣形容去年11月病逝的台灣知名作家陳映真，“陳映真每次讓他們去採訪社會底層不同行業與生活的人，並一直叮嚀說：你採訪的對像都是你的老師。”
接著，她談起了一位她在美國高立德大學（美國第一所供聾人和弱聽人士就讀的高等學院）碰到的人生導師。“我走進正在上古埃及藝術的美術史教室，一般藝術系學生上這堂課都睡覺，可他們卻學習得很開心。台上是手口並用的講師，講師和學生都相互打手語，溝通無礙。”
“我還看到第一排有另一位口語翻譯員對著一位學生同步地打著手語。”等到課堂結束後，汪其楣才知道這位學生是聾人，視力也不良，“
他也有追求豐富人生的這種心願，他也要知道美好的事物是怎麼來的，他也想知道人類共同的藝術結晶都在哪裡。他不只是要學電腦、編草籃或解決他日常生活的問題。他沒有障礙，只是需要一些幫助和輔具，他還是要來上藝術史的課。”汪其楣了解到，他的人生不需要打折，也不用因為生活中的使命或要求而減損他追求豐富人生的機會。
汪其楣曾在她編著的《歸零與無限：台灣特殊藝術金講義》的內容簡介中寫道：“他們在看似不可能的困境中揮灑，把藝術的美慷慨送給曾經漠然對待他們的社會。”
珍惜自己的語言
透過戲劇激發對居住所在的希望
在台灣，汪其楣除了推動各界對特殊藝術的參與，她也期盼能透過戲劇藝術激發觀眾對居住所在的希望，鼓勵更多藝術家將自己國家的歷史人物、典範角色、前輩生活過的社會，透過自己的語言及舞台演出，讓它留存在人的心裡。
“所有國家的戲劇工作者到了一個階段都會覺得：我該寫這個了吧！我不能放開這個！除了不能只演外國戲，也不能只演虛構的角色，要用真實的角色，放在真正的舞台上，透過真正的演員、真實的聲音，讓大家一起經驗它。”
她分享自己在美國修戲劇碩士的70年代，大家就只認識兩個美國劇作家── Eugene O 'Neill和Tennessee Williams。“當時我們東方人以為美國有各式各樣的戲劇和藝術家。但他們也沒有那麼多，他們一直在歐洲的壓力下苟延殘喘，一直到自己本土終於出來幾個人。”
“其中，Eugene O 'Neill他們當個寶，他寫美國人的生活及語言。他去世後美國人成立了一個基金會要去發揚他。他原來住的房子（即《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劇中的那個房子）還有一個策展人負責修復。”汪其楣想起她去拜訪這棟房子時，那位策展人就在房子的樓梯旁和她對起《Long》的劇本台詞，因為他已經熟背整部劇本了。
她另分享在美國紐約創立Free Shakespeare in the Park的Joseph Papp。“他是美國百老匯很重要的製作人，在70年代擁有7家劇院，其中一家就是專門演美國劇作家的劇作。雖然都賠錢，沒有人看，但他還是要做。”“We are American playwright，他們還這麼在意。看吧，even American，所以我們就乖乖做吧。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劇作家，要寫自己的生活，保留和珍惜自己的語言。”
鼓勵國人書寫新亞洲
堅持創作對外發聲
1997年，汪其楣與台灣小說家李昂曾受邀到馬來西亞進行公開演講，現在談起她仍記得當時的驚艷。“這麼棒的語言！每一個家庭關起門來講自己的家鄉話，開了門和朋友說華文，出了華人的區域便講英文和馬來文。我覺得這個地方的人，腦紋一定特別細緻，都會變成特種的人物。”
“但是現在好像不是，是怎樣？不覺得自己是嗎？”
她於是分享她在2000年完成的《一年三季》劇本以及另兩位台灣女性作家的劇本，被一位目前在紐約巴德學院教華文、亞洲研究和東西方劇場的教授John B.Weinstein經過多次的翻譯，編著成《Voices of Taiwanese Women: Three Contemporary Plays》的點滴。
“John稍微有時間就會來到酷熱的台南，和我們幾位作家關在房間裡，不斷重新修訂他們的譯文。”從2000年至2015年，整整15年後，該譯本終於由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出版社出版，並在夏威夷大學和台灣發行。“它是第一本在美國正式出版的台灣當代劇本，而且是女性作家書寫的。”
這本書的出版之際，汪其楣分享她曾在一篇文章寫道：“台灣的文學到底谁愿意看？怎麼比得上亞洲國家各個新興的文類、文學故事、各個令人矚目的議題呢？從殖民到不殖民到新殖民，關於人與社會的變化，有太多可寫的。大家都很想認識新亞洲。”
“誰要理台灣啊？可是再沒有人理我們，我還是要出一本啊！他們都以為足夠認識台灣了，沒關係，我們自己來認識。”
她藉此勉勵我國的創作者，“新亞洲多麼重要，請你們多多認識，並加油創作。我覺得你們有無數可寫的，還要將它普及化，對外發聲。”
她鼓勵所有在背後默默耕耘文學與藝術的人，“我們都是累不死的，還是可以繼續做。華人要作為馬來社會的一個新的融合者和發聲者。我覺得你們有資格。我們華人除了很會做生意和占領許多行業之外，我覺得文學、藝術的參與，是不能取代的。”
耐心“兼差”
人生將比別人寬闊一倍
71歲的汪其楣語重心長地說，“我覺得它還是一個長遠要紮根的工作，不要因為現在覺得很少人看，或是沒有那麼多人的回饋而有挫折感。”
她認為戲劇就是語言、文學和思想的教育。“語言和人是我們對劇場感興趣的地方。在劇場中我們因聆聽而獲得語言的美和層次，就像英國人為什麼那麼愛看莎士比亞，就是因為大家坐在那邊──得意、感動、欣喜，英文原來是這麼好的語言。所以他們才會說，英國可以丟掉一個印度，可是不能沒有莎士比亞。”
“所以要有耐心，你想做什麼事，就抽空做。我們都是業餘的，但不要看不起你這個業餘的身份，你就是要花業餘零星的時間去湊成整塊的時間，終有一天你還是可以完成的，請不要放棄。”
“也不要再說專業、專職這兩個詞了，因為我們生到這個世界上，就是來兼差的。只做一件事，就不是豐富的人生，要做多一點事。”汪其楣認為現在是一個全球性的功利社會，人如果有機會做“沒有目的”或“服務性”的事，那他的人生將比別人寬闊一倍。“你學藝術能幹嗎？能賣錢嗎？不能。你做免費的服務性的工作能賺錢嗎？不能。但這就是別人不能給的經驗，錢也買不到的東西。”
“你要歸零，才能無限。歸零是你需要拋開成見，丟開陳腐的規定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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