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有趣手語廣角鏡--莉娜手語工作坊

走進Dhruv Lakra設在孟買的辦公室，沒想到會看到一間極其安靜的快遞業務室。幾秒鐘後，Dhruv與他的團隊之間用快如閃電的手語交流信息。沒錯，在“奇蹟快遞”，所有的僱員都是聾人或有部分聽力障礙，他們都只有20到30歲。我的頭腦中充滿好奇，各種問題爭相而出。從前想像中，一個工作的核心要求或所謂“基本”要求的邊界，在眼前這一幕下土崩瓦解了。

　　發展之路

　　是什麼激勵了這位牛津MBA畢業生開創這件不同尋常的事業？當Dhruv在孟買大學完成碩士學習後，曾在一家國際投資銀行工作了一段時間，但他說他並不喜歡那段經歷。他說，引發他的新想法的關鍵是對慈善事業一貫的興趣，以及在學習期間對社會企業的了解。於是，他有了開創聾人快遞公司的點子。

公司CEO Dhruv Lakra

　　在參觀了孟買的多家“聾人俱樂部”之後，他招募了員工。很快，孟買就流傳著有人為開設快遞業務招募聾人的消息，於是Dhruv遇到了很多有上進心的人。經過對其認定的具備資格者仔細的審查與背景檢查後，他僱傭了14個人，而現在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19。他用自己的存款和“天使投資”啟動了這一業務。

　　奇蹟快遞如同任何其他專業機構一樣——在這裡不會因為平庸而存有憐憫或同情。Dhruv對於他所僱傭的人非常嚴格。一旦進入機構，他們一定要遵守公司的規章制度，從準時上班，穿著規定的步行鞋與乾淨的製服，到拿著投遞回執回辦公室匯報。而Dhruv付給他們的薪水與獎勵也是很高的。

　　凡做好一件任務，都有獎金。目標是明確的：你努力工作、表現優異，就能得到獎勵；不然的話，就走人。目前已經有兩家大的寫字樓成為固定客戶。奇蹟信使只在孟買市內服務。有意思的是，這家快遞公司每次投遞時都會發一份寫有一些手語日常問候語（你好、謝謝、對不起等）的傳單。

　　女員工不參與送信，她們負責根據郵編將郵件分類。對於快遞公司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工作。“如何分類決定了你如何投遞”，Dhruv如是說。他還說，訓練投遞員是個挑戰。要帶著他們在城裡認路，而最重要的是教會他們人際溝通技能，比如恰當的肢體語言，表達技巧，以及一些社交禮儀。比如，他們必須能夠在離開電梯時能正確關門，因為他們聽不到開門時的響聲。Dhruv說，訓練一名投遞員需要差不多15天時間。整個團隊通過短信聯繫，互通彼此的位置。　

　　這家年輕的社會企業如今面臨的挑戰是多樣的。比如，工作空間就是個問題。當2008年11月奇蹟快遞開始營業時，他們是在一家大公司辦公室的外面，那裡也是激發了這個點子的地方。兩個月後他們不得不搬到另一家公司的辦公室，但他們有必要找一個長期的辦公室。訓練、僱傭、接單、找客戶和宣傳，這些工作如今都是由Dhruv一個人幹。他需要志願者以及其他資源來幫忙，這樣他才能去拓展客戶，並把生意做到其他城市。

　　引起社會關注

　　奇蹟快遞引發了一些關於重要話題的爭議。有關殘障的任何爭議必始於一些關鍵問題。什麼是殘障？什麼塑造了公眾對於殘障的觀念？殘障人士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我們文化上固有觀念對於聾人以及整體上對於殘障人士又帶來什麼影響？殘障人士有沒有機會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些問題在印度尤其重要，因為這裡是世界上聾人最多的國家。

　　世界各種文化對待殘障人士都曾採取過排斥的態度與政策。在西方前工業時代的農業經濟中，神話與迷信佔據主導地位。殘疾人被認為是“被詛咒”的​​或被“邪靈”附體的。後來，到了18～19世紀的工業化時代，隨著關注點集中到手工、體力勞動上，這一觀點被進一步強化，人們認為只有健全的身體才能在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扮演生產性的角色。顯然，殘障人士再一次受到排擠。更甚的是，Francis Galton在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基礎上於19世紀80年代發展了“優生學”思想學派，其思想包括將所有被認為“不正常”的人隔離開來，並從社會中淘汰出去。

　　美國的功能主義與偏差理論產生於經濟學。其理論開創者塔爾卡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提出“在西方發達社會生活的正常狀態是'身體健康'；因此，疾病，說的不好聽即偏離正常。一個人無法正常執行某種“功能”，就意味著他不具備生產能力、他的偏差行為需要得到矯正。

　　因此，人們可以得出結論，殘障是一種社會結構。在印度這樣的階層社會，諸如貧困、宗教、地域、種姓以及性別等社會因素構成了這個社會結構的基礎，這一切構成了社會結構，同時也導致這種社會階層建構更為嚴重。因此，基於這些社會因素之上的個人社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殘障人士被剝奪的程度。

　　在印度，聾啞如同其他種類的殘障，常常是家庭的恥辱。那些來自較低的社會經濟背景的聾啞人在生活中經歷的磨礪甚至更多。比如，他們的殘障是最不易察覺，無法直接看到的，沒有人能一眼就看出一個人是聾啞人。似乎他們在家中受到的折磨還不夠，挑戰從學生時代起就開始了——沒有手語，只有用聲音做媒介的指導。

　　在印度大多數聾啞學生只能完成基礎教育。

　　對於大多數聾人來說很難獲取信息，除非依靠電腦和網絡，而很多人無法得到這些資源。印度正快速成為主要的IT大國這一事實更成為恥辱性的諷刺，人口中一大群有能力使用這一交流系統的人被排斥在外。

　　Dhruv Lakra說，“過去約50來年的這種態度與我們的麻木不仁關係密切：舉個例子，很多印度家庭習慣於在孩子生日的時候到殘障兒童學校去派發糖果給那些不幸的孩子”。

　　這對於理解Dhruv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的企業家冒險行為很重要。如果綜上所述，殘障人士是具有很強的經濟潛力的社會結構，Dhruv就是在挑戰這個基礎，並靠著殘障人士與生俱來的能力來建立一個新的基礎。奇蹟快遞的員工們，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已經“有了很大進展”。Ravindra曾經從事過重體力勞動，背運成百公斤的穀物，他發現這個新的工作如同一次新生。Vinod早先做過幫傭，靠著擦地清掃來維生。Reshma與Geeta都曾從事過幾年的珠寶設計。他們長時間工作，卻從未看到薪水增加，還常常被雇主吼來吼去。

　　如果我們有興趣統計一下在印度工作的聾啞人的“體面工作”情況（他們大部分在家庭工作，或做體力勞動，或做家庭幫傭），就不會驚訝於發現嚴重的“體面工作赤字”。在奇蹟工作的員工都感到他們以前的工作雖然給他們錢，但卻伴有很嚴重的歧視，工作得越多卻拿到更少的工資（與那些非殘障人士相比），而且沒有尊嚴。按他們的說法，新的工作讓他們感到自我滿足與獨立，讓他們能夠運用自己關鍵的能力，使他們感到充實，並且最重要的，讓他們能有尊嚴地生活。

　　全球化真正地解放了印度的殘障人士

　　在孟買，“Xavier視力障礙資源中心”的Neha Trivedi說，隨1991年跨國公司進入印度，對於印度的殘障人群來說是一個可喜的變化。其一，西方國家在有關殘障人士方面有嚴格的政策；其次，這些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新的行話是“多元化”，因此“多元化經理”要有意識​​地鼓勵、提拔與僱傭殘障人士（此外當然還包括性取向、性別、種族、宗教、民族等等基礎之上的差別）。一家享有盛譽的德國跨國企業也報導說，他們在欽奈的服務/支持中心對殘障人士的裁員率是最低的。可見，多元化同樣是具有商業意義的。

　　西方的殘障者權利運動始於1960年代的美國，並給全世界的殘障人士帶來了很多積極的改變。這些年來，通過大量的討論、社會運動以及殘疾人組織的對政府政策的施壓，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關注的焦點從殘障者康復轉向了融入主流社會。今天，在公共層面，殘障人士權利的問題佔據了顯著的地位。一方面，有很多討論、公共論壇、學校課程、研討會以及媒體的覆蓋，另一方面，也有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多種組織機構致力於為二者（殘障人士與主流社會）之間牽線架橋。

　　不過，在印度這一切只是剛剛起步。這裡不僅需要擴展殘障人士的資源基礎以及讓他們更容易獲取這些資源，同時還需要把他們的問題引入到公眾​​生活。比如，手語可以作為正規教育的一部分進入教學大綱，這樣既能方便於那些需要手語的殘障人士又能方便於那些對其感興趣的非殘障人士。大眾媒體在這裡面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對這一問題的感知需要在社會各層級建立起來。我們將面臨很多挑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像奇蹟快遞這樣的機構為我們指引了方向。

　　“奇蹟快遞”團隊於2009年被授予海倫·凱勒獎，以表彰他們為其他同樣僱有殘障人士的公司樹立了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