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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對焦都幫我們自動調好的傻瓜相機一樣,」淡江大學大傳系講師、文建會文化紀錄片推廣計劃主持人王慰慈認為,攝影機的使用一定會越來越普遍。她強調,二十一世紀教育的重點之一是影像教育,也許不是所有人都要拿起攝影機,但是要開闊性地了解影像的重要。

 讓一般人掌握鏡頭還涉及發言權的問題。「不論從人類學或傳播學的觀點來看,誰掌握媒體誰就有發言權,」王慰慈說,過去社經地位較低的族群,如弱勢團體、原住民幾乎被排除在外。於是以往被拍攝的對象,現在也拿起了攝影機,說自己的故事。


 全景曾經訓練一群聽障朋友用影像視覺與社會溝通。一位聽障朋友紀錄自己兄嫂結合的《聾聽婚姻緣》故事中,聽力正常的嫂嫂在婚前遲疑:「我望著一桌子用手語交談的人,心想真的要加入這個大部分以手語交談的家庭嗎?」


 她那有聽覺障礙的哥哥也有融不進常人世界的感覺:「每次陪南南回娘家,一家人在話家常,我只能看電視或睡覺。」呈現在這個以聽力為主導的世界裡,聽障朋友對溝通的無力。


 文建會贊助的計劃,讓全景的工作人員三年內走完台灣一圈,培訓的七十四名學員中,原住民有十一位。他們自己拍下部落的傳統服飾、泰雅族文面文化、及祖居土地成為國有林地的無奈。


 「被人類學者研究的原住民拿起攝影機,在紀錄片歷史上是一場革命,」王慰慈說,他們提出自己的觀點是不是更好,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從人道主義立場來看,確實該鼓勵被研究對象擁有自己的發言權。何況,少數族群自己拿起攝影機,總比外來者兩、三年才想到他們一次,來得實際。巴西熱帶雨林中的印第安人拍自己的故事,利用影像和外界社會溝通,就是著名的例子。


 「原住民拿起攝影機,牽涉到詮釋權的問題,」紀錄片工作者李道明說,以往外來者的觀點往往帶有「主流對非主流、強勢對弱勢,指導性、上對下位階關係的解釋方式,而這樣的思考模式必須被打破,原住民自己拿攝影機也就是重新取得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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