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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溝通工具,也是社區及社會團體形成過程最具凝結力的一個團結要素。對聾社團中的聾人來說,最具凝結力的要素就是聾人之間約定俗成的手語(本文中「手語」一辭指的是聾團體成員用的「自然手語」。若論及「文法手語」或「國語手語」則會寫出全名)。事實上,對聾社團中的成員來說,「聾」並不是聽覺上的障礙或缺陷。相反的,「聾」代表的是一種心理認同,也是一種社會團體,而手語就是這種團體中約定俗成的溝通工具。



如今,聽覺障礙(以下簡稱聽障)兒童的溝通與教學方法已不再限於口語或手語法必擇其一、相互對立的爭論。實際上,這種爭論已經犯了技術上的錯誤。目前的爭論是口語法(亦稱口語──耳聽法)或「綜合溝通法」(Oral-Aural VS. Total Communication+)之間的選擇。所謂「綜合溝通法」就是口語及手語並用(綜合溝通法的理念是認為每個聽障兒童都有權利以最有利的方法與人溝通。


 


視情況而定,溝通可能以口語、手語、手勢、筆談或其他方法進行。但是在實際教學時,一個綜合溝通法的教室一般都是指一個手語及口語並用的教室。)


 


有關教學法的取捨,中外學者專家的論著已經很多(林寶貴,民70;胡永崇,民83;陳彩屏,民74;蕭金土,民82;Hallahan & Kauffman,1991; Heward & Orlansky, 1992; Moores, 1987),在此不必多作論述。



值得一提的事實是目前使用綜合溝通法已日益普遍,但是在口手並用的教學中,手的溝通部分仍然大都延用以口語為主的手語系統。以美國為例,目前美國的聽障教育尤其是高中階段大部分都是用英語為基礎的手語系統配合英語口語進行教學。


 


Woodward,Allen,及Schildroth 1985年所作的調查發現67、5%的聽障老師仍然是用以英語為基礎的手語系統配合口語進行教學。美國手語(ASL) 這種聾人間常用的溝通工具還不是主要的教學工具(Moores, 1987, P. 13)。臺灣也有一套以國語注音為主的手語系統,但至今尚未能被啟聰學校班所接受及推廣(蕭金土,民82)。


 


因此,教學中是否要採用與國語結構不同的手語配合口語進行綜合教學,亦引起很大的爭議。



無論是採用聾人慣用的手語或以口語為主的手語,聽障老師應該對兩種系統都有相當的認識,才能在教學上有所助益。事實上,歐美的聽障教育已經是以某種形式的雙語教學方式進行,因此聽障老師也必需對相關的語言系統持有相當的了解。以美國聽障師資訓練班為例,所有學員都必修美國聾人慣用的美國手語。而在回歸主流的大原則下,各級學校中的學生、老師和行政人員以及社會上一般大眾都應該對聾人使用的手語有所認識。



本文主旨既在探討手語本身的特質。希望透過心理與語言學的分析,對手語作深一層的認識。最主要的,還是要介紹一個語言學中綜合手語、兒童語言及表意文字如中國古文字等多方面語言現象的新領域:視覺語言學。

〔視覺語言學的定義〕

所謂「視覺語言學」,是指著眼於視覺方面,從時空角度對聾人手語以及其他一些表達系統進行語言學範圍的研究。視覺語言學的研究並不限於手語範圍,它實際上統攝著一切可從視覺方面進行研究的語言領域。


 


(徐志民編譯,1991 ,第361頁)



事實上,對研究手語及心理語言學的人而言,視覺語言學無異於提供了另一種觀察與分析手語的方法。而對一般研究語言學的人而言,視覺語言學對語言的起源、語言的發展規律、語言與思維間的關係、以及語言的共性等問題,都極富啟發性。



視覺語言學這個名稱是現任巴黎法國國家高等社會科學院東亞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游順釗先生在1983年提出的。這個課題在國內外都比較陌生。筆者也是無意間在台北重慶南路書街上發現了上海復旦徐志民教授編譯的「視覺語言學」一書才得以略知其詳。



由於這是一門新學問,研究它的人太少,因此有待解答的疑問還很多。加以筆者才疏學淺,觀察或有缺失。還希望精研語言和手語的前輩們,以及聾社團中以手語為日常溝通工具的朋友們多多批評指正,共同為台灣手語這個課題開展出一片嶄新的研討園地。


然而,很多人讀到這裡也許會問:「手語不是語言,怎麼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呢?」這個問題必須在此先澄清。

〔手語是不是語言〕

以往,不少語言學家認為手語不是語言,致使手語無法獲得應有的重視。事實上,手語是一個有結構的語言系統。這在歐美早已是不爭的事實(Klima, dwardεBellugi,
1979; Moores, 1987; Stokoe, 1960εWilbur, 1979)。


 


換言之,手語具有人類語言所應具備的所有成份。唯一不同之處是:手語這樣的語言系統是以視覺──動作的管道而不是聽覺──發聲的管道作為溝通方法。



大體而言,認為手語是無系統、無結構的人,大都源於以下兩個原因(Wilbur,  1979,第三頁):他們或許不了解語言本身的實質,因而無法將語言和說話分開。
他們對手語本身缺乏了解,因而導致不恰當的譯釋。

很多語言學家,尤其是那些被Bloomfield(1933)影響的語言學家都假定所有的語言原本都是口說的,而其他的溝通方式──例如書寫──都是基本說話系統所延生出來的不完美枝節。這個論點在1958年被William C. Stokoe, Jr.質疑。


 


Stokoe博士以語言學分析美國手語(ASL)而證明了美國手語具備了所有包括抽象觀念在內的口說語言特性(Moores, 1987,第182頁)。他1960年出版的相關論著促使許多語言學家開始熱心於手語的研究工作。


每當分析手語的人對手語本身缺乏了解時,不恰當地錄寫及譯釋手語句子就幾乎無法避免。最常見的錯誤就是在處理手語句子時,過分偏重口說語言而將口說語言和手語拿來作直接的比較。但由於對手語認識不深而忽略了空間關係的重要性,致使錄寫及譯釋時只記錄每個手勢本身而忽略了手勢的位置、移動方向及與自身身體的距離等空間訊息。


 


例如,「鼠咬狗」或「狗咬鼠」這兩句中國口說語言句在漢語手語方言中的詞彙排列都是「鼠‧狗‧咬」(例句取自游順釗著,徐志民編譯的「視覺語言學」,第25頁。手語部分經原作者於上海、廣州、香港、南京、北京和台灣等地拍成影)


 


表面上看來,以手語和口說語言作直接的比較時,若又過分偏重口說語言而以其作
為標準,則難免導致常見的錯誤結論:手語沒有一定的結構,純屬模仿別人的動作,而且不完美、較低劣、無系統。



如今,研究美國手語的語言學家日益增加,對手語的正確觀念也已逐漸普遍。然而,研究台灣手語的語言學家尚非常有限。目前較完整的台灣手語研究應首推美國的史文漢(Wayne.H. Smith)先生及台灣的趙建民先生兩位前輩。趙先生(1988)所寫的「台灣自然手語」一書,強調面部表情是台灣手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書中詳細地描述了台灣聾人們在打台灣手語時經常使用的面部表情。而且在每個手勢的圖片中,都畫上了面部表情。史文漢先生則將台灣手語的動詞,作了前所未有的分類。(Smith,    1989)。

在確定手語是語言之後,現在可以對「視覺語言學」作一個初步的認識。

〔視覺語言學的起源〕

「視覺語言學」這個名稱是游順釗先生在1983年提出的。而「視覺語言學」這本書則是上海復旦徐志民教授將游先生在海外廿年所撰寫的相關論文編譯而成的。


游先生寫作這些論文,一方面是想就跟視覺語言學有關的幾個領域作綜合性的分析研究,從而在語言學理論和方法論上作新的探索,同時看來又時常抱著普及語言學的目的,以期非語言學專業的讀者也能對語言學課題引起興趣(參見譯者「選編後記」,第392頁)。


迄今為止,語言學的研究幾乎仍以口語為對象。這樣過分偏重聽覺是個執著。只顧舌頭耳朵,就忽略眼睛和雙手了。自六十年代以來,由於歐美兩地對聾人手語(以下簡稱手語)的重視並且正式把它作為語言研究的一個對象,語言學的偏頗情況才有所改善。但這個改變還不夠徹底。單是把手語放到語言學課程上是不夠的。我們須要的是用一個新的理論框架去處理來自口語、手語和表意或圖畫文字的材料。


 


視覺語言學的提出就是要研究、分析上述不同的信息傳遞系統材料的視覺和空間的因素。通過下面幾項具體研究課題,我們再次看到視覺語言學不單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一些語言學上懸而未決的問題並提出新的解釋,而且能挖掘一些在當前語言學理論框架下較難想像的問題。總而言之,視覺語言學是要把語言學的研究領域擴大,進一步加強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特別是與心理學、神經語言學和人類學的聯繫


 


(徐志民編譯,1991,第2頁)。(以下引據,若源自同書,則將僅列書中頁數)

〔信息傳遞系統中的成份排列〕

信息傳遞系統包括口語、手語、表意或圖晝文字等表達方式。這些系統中成份排列的時序(Temporal order)是語言學的主要課題之一。所謂成份排列的時序,就是指這些系統中各個成份(如手語中的手勢和口語中的詞彙)出現的先後次序。


目前,世界各地的口語詞序仍然包括Greenberg(1963)提出的三種詞序:

動詞末置:SOV(如日語)。
動詞排在主詞和受詞之間:SVO(如英語)及OVS(如馬爾加什語"Malagasy")
,及動詞前置:VSO(如菲律賓語)(第6頁)

至於手語中是否有一個共同的手勢詞序(Universal sign order),各方的看法也不一
致。由於手語常受到它周圍環境中口語和書面語言的詞序影響,使得調查和分析的結果總是出現分歧。


 


因此,理想的論據材料(raw data)應該來自超越這種外來影響的手語。這樣得出的結論才公允。基於這個理由,游順釗先生遠赴加拿大北部和中國農村調查並拍攝了許多套聾人創造的手語。這些聾人或在學話前早已失聰的聾人從未上過學、不識字、也不認識當地的「規約手語」(Conventional sigh language)。


 


其中五位聾人都已年過五十,這歲數表示他們個別創造出來的手語在句法和詞彙兩方面都是成熟的(第3頁)。
這個調查歷時七年(1977~1984)。它證實了那些還未受「污染」的自然手語裏存在一個共同的成份排列時序(第3頁)。手語是一種時空形式,因而保留時間域和空間域兩種特性(第24頁)。


 


手勢的次序也應該在時間域和空間域都加以表示。調查資料中基本的陳述性手勢串(declarative sigh sequences)的次序是NN'R(SOV)或N'NR(OSV)(以下合併為N'NR)。


 


N是主詞,N'是受詞,R(關聯成分Relator)是「傳遞感覺的」
和「有內在方向性的」。例如:人x‧人y‧打(表示「人x打人y」或「人y打人x」)鼠‧狗‧咬(表示「鼠咬狗」或「狗咬鼠」)

這些調查資料還表明:如果一個手勢串包含兩個名詞:一個是邏輯主詞,另一個是位置詞(locative),再加上一個關聯成份R,那麼次序就是NNICCR,


 


例如:女人‧椅子‧坐(表示「女人坐在椅子上」)男孩‧箱子‧硬幣.投放(NNLOCN'R,「硬幣」和「投放」合為一體,表示「男孩投幣入箱」)雖然和的次序在細節上有差別,但都貫徹一條基本手勢序的原則,即所有N,不管其功能是邏輯主詞、受詞還是住置詞,都出現在R(動詞)之前(筆者註:其功能是由R移動的方向來指定)。


 


而且在美國、法國和日本聾人的測驗結果也都相同。確切地說,在表達過程中,聾人是在N和N'在空間所佔的兩點之間做出表示動作的手勢。按照這三個手勢出現的先後次序,可以得出時序N'NR(第24~26頁)。



但是從靜止的觀點來看,按照三個手勢的空間位置的次序,R實際上是在已經由N和N'標記出來的兩點之間表示的。因此,在空間域上,三個手勢的次序是NRN'。


由此可見,手語中一個手勢不但有它的空間配置(spatial disposition),還有它內
部成份安排的時序(temporal order)。在這種成份安排程序中,「受處理成份」(The
Operated)在時序上必須先於「處理成份」(The Operator)。


 


「受處理成份」與「處理成份」這兩個術語在此須按視覺的和物質的意義去理解。


 


例如:

一隻貓逮住一隻老鼠「被處理成份」「老鼠」在時序上先於「處理成份」「逮住」,而「貓」和「老鼠」出現的次序可互調。這樣「貓」和「老鼠」的邏輯語法功能(Logico-grammatical functio+ns)才能由R(動作)


 


「逮住」的走向指定:兩手分別比劃出「貓」和「老鼠」,而「貓」手勢的手變成「逮住」手勢,向作「老鼠」手勢的手抓過去。如果把方向倒過來,就變成「老鼠」逮住「貓」。如果把這幾個手勢的時序變成「貓」──「逮住」──「老鼠」,這串手勢便斷成兩截,意思也變成「有一隻貓作了一個撲空捕捉的動作,然
後老鼠才出現主動送上門來給貓逮住」。而如果把手勢的時序變成「逮住」──「貓」──「老鼠」,就不成話了。

有一個女人坐在椅子上。

帶有方位詞的手勢串也有同樣的時序。「椅子」如果不是比「坐」先比劃出來,起碼也得和「坐」同時出現。如果把時序倒過來,它的意思就成了「有一個女人作一個坐下來的姿勢,然後有一張椅子推到她臀部下面去」。

因此,手勢串中的時序如果變為顛倒的時序,顯然就不是在正常語言環境中所要表達的意思。手語的自然時序因而是「被處理成份」(老鼠、椅子)先於「處理成份」(逮住、坐)。


 


在這些觀察基礎上,再加上另外一些在自然手語裡類似的文法詞序,我們可以建立起一個手語句子成份的「搭配範例」(Coordination Paradigm):

被處理者「老鼠」  先於   處理者「逮住」
被專指者「汽車」  先於   專指者「雷諾牌」
主體「煎鍋」    先於   附件「把兒」
焦點「鳥」     先於   外圍「逮鳥的那隻手」
主題「羊」     先於   論述「三隻」,「肥」
載體「椅子」    先於   受載「坐椅子的人」
容器「錢包」    先於   容納物「放進去的錢」
處所「馬路」    先於   事件「意外」
方向「東」     先於   運行「走」
原因「酒」     先於   效果「醉」
手段「筆」     先於   動作「寫」


 


( 筆者:「手段」或可譯為「工具」)

動作「打鼓」    先於   結果「鼓聲」
(第74~75頁)

在加拿大和中國的那次調查還提供了另一個啟示。在草創時期,由無到有,手語詞彙的發展和句法的形成是同時並舉,相互依存的。五、六歲前的階段,聾童的土手語詞彙絕大部分是單式的(Monogestural)。


 


隨著年齡的增長,智力日趨成熟,新詞每先以模仿性的手勢串(pantomimic sequences)出現。例如一位加拿大的印弟安女人的「吸塵器」,就是先比劃吸塵器的長方形形狀,接著是「電」的手勢,然後再模仿使用吸塵器的慣常動作。


 


這種模仿式的串式新詞,經過時間的洗練,淘汰一些成份,終會精簡為複式或單式手勢。例如一位中國廣州的調查對象,他的「田螺」,原來的程式是以姆指和食指構成一個小圈(表示其形狀和大小),接著是「煮」的手勢,然後以右手食指敲擊左手攏成尖形的尖端(粵說說「田螺冢」,即田螺的屁股),再加上吮食的動作。


 


這些詞現在已簡化為敲擊動作(模仿吮田螺時先敲破它底部尖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串式新詞內部成份排列的時序和內部成份排列的時序是一致的,它們全
都遵守著同樣的配搭範例。這就是說,沒有詞,就不能組成手勢串;沒有句法,也不能構造新的詞。這不像小孩學話,說錯了可以有人糾正。而手語創造者必須「白手起家」,同時過兩關:詞彙創造和句法創造。這兩關是怎樣過的呢?是靠八字訣:仿其可仿,順其自然。在詞素(Morphemes)上,盡可能仿其形似(Iconical)。但隨著時間的磨洗,本來形似的詞素也會變成「面目全非」了。在基本句法上,則隨著我們「感官認識制約」(Cognito-Perceptive Constraints)的引導。即描述一個視覺性事件(visualevent)的手勢串,它內部成份排列的時序必須循著它所描述的那個事件開展的時序。


例如上面討論過的「貓──老鼠──逮住」這個時序,在一般情況下,正好是「貓捉老鼠」一類事件開展的自然時序。同樣的道理:有了椅子人才坐下去。我們總不能對客人說:「您請坐,我給您拿椅子去。」(第4~5頁)。


這種時序的共同性是不限於自然手語的,它還統攝口語及表意文字(Ideograms) 的成份排列。理由是聾的和不聾的,都是明眼的。那麼他們就會受到同樣的「感官認識制約」的影響,結果出現同樣的排列時序。


 


表意文字這方面,游順釗曾經以甲骨文的象形和小篆的形聲字部首和筆順的時空關係來論證這點(請參見第74~84頁:「中國古文字的結構程序」)。(第5頁)

〔口語詞序的時序〕

口語詞序問題看來比手語和表意文字的詞序複雜些。目前世界各地口語的詞序極不統一:動詞末置的也有(如日語的SOV),動詞排在主受詞之間的也有(如英語的SVO,馬爾加什語"Malagasy"的OVS),動詞前置的也有(如菲律賓的VSO )。


 


游先生認為口語詞序的多元化是語言演變和分化的結果。根據他的推論,口語如果也受到「感官認識制約」的影響,那麼它在時序上也應是主受詞前而動詞後的。但像手語那樣去尋找一個口語創造者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好向兒童語言打主意。如果主受詞前而動詞後這個時間詞序是有共性的話,那麼在動詞不是末置的母語環境裏,兒童語言還沒有全盤接受母語詞序前,這兒童口語應該會或多或少呈現一些主受詞前而動詞後的現象。



事實上,好幾個較重要的兒童口語研究都記錄了幼兒違反母語動詞的基本位置,而這些違例都是發生在動詞非後置的母語裏。這些例子發生在俄語、芳蘭語、德語和朝鮮語。但在動詞後置的母語環境裏卻未見過報導真正的違例。(第6頁)



更有趣的是猩猩娃索(Washoe)的手語時序發展過程。娃索是近年來接受語言訓練猩猩中的佼佼者。據報導,娃索早期手勢串的時序和聾人手語一樣,也是先主受詞而動詞後的SOV〔作者用NNR。R代表Relator(動作性聯系詞)。


 


NN則表示兩個句法功能還未確定之前的兩個實體詞。它們的句法功能只有在R出現後才由R指定〕。只是後期,經過較長時間以英語詞序為樣本的手語訓練Sighed American English)才轉為主詞動詞受詞(SVO)的詞序。


 


因此,娃索正像上述那些「違例」的小孩一樣,當外來的規約詞序仍未成功地強加在他們身上時,他們的語言仍會流露出內在的自然程序NNR。


 



為了獲得一個更有系統和與年齡增長相關的(longitudinal)論據材料,游先生調查了
法語、日語(東京)、漢語(香港粵方言)和菲律賓語(馬尼拉)這幾個詞序上較有代表性的語言。調查時使用圖片作為問卷,求2:2歲到4:2歲(冒號後的數目表示月份)的孩子描述圖片中的故事。圖片包括「人推車」,「龜抓兔子」等。


 


結果發現三歲以下說法語的孩子,很多(40%)只能點出圖裡的人或物。約40%三歲半以上的孩子已能用成熟的主詞動詞受詞(SVO)句式,把圖中N和N'的關係直接表達出來。在這兩大組間所出現的一些描述程式,其主要功能可從下列的幾個法語例子看出來(中譯附後)。



papa/Une voiture/il pousse la voiture
 爸爸/一部車/他推車
un petit lapin/une tortue/il attrape le lapin
 一隻小兔/一隻龜/它抓住兔子
une voiture/un monse turqui pousse la voiture
 一部車/有一個人他推車
這階段的描寫特點是先點名(比方「兔子」、「龜」)然後描寫動作並借此交代「兔子」和「龜」的邏輯語法關係。


 


基於這個原因游先生把三段式描述作為一個描述句子整體看待和處理。把這種兒童口語的描述程序和手語的描述程式比較下,既再次看出兩者的成份排列時序幾乎如出一轍。


 


前面提過的手語例子的時序「貓──老鼠──逮住」,它的基本程式是NN'R(即SOV)。其實N(貓)不單只是R(逮住)的起點,它還在R(逮住)發端階段時作為一個過渡體存在著,然後與R(逮住)混成一合體。同樣地N'(老鼠)在R(逮住)動作完成時仍存在著,雖然形態(手型)有所改變。那麼「貓──老鼠──逮住」較細緻和較忠實的程式應是NN'nRn'(n和n'代表N和N'與R發生關係時的變體)。


 


這與上述兒童口語描述程式基本上是吻合的:「一隻兔子/一隻龜/它抓住兔子」裡「兔」是N,「它」是n。至於為什麼「它抓住它」(nRn')不出現,那是因為孩子的口語描述能力正在一步一步地過渡到母語的成熟程式NRN'(貓
抓老鼠)。
這並不表示這階段法國孩子的日常口語裡還沒有出現NRN'型的句子。問題是無論圖畫是多麼簡單,這些幼齡兒童的語言思維概括力還沒能「一下子」地用R 把N與N'的關係表達出來。這正好可供觀察他們的描述過程如何受到「感官認識制約」的引導和影響。


 


這種內在的制約與某些外在規約語言的句法習慣(例如法語的)是成反比的。當
後者占領導地位時,那內在的制約就潛伏下來。當外在的規約語言句法嚴重地減弱時(如患失語症),潛伏的感官認識制約就會再度呈現。游先生在巴黎調查過兩位失語症患者,得出的描述句子和上述三歲左右的小孩的程式很類同。


 


比方其中一位女患者看了一張「女人推車」的圖片後說「voiture, une fille, pousse "avec" une voiture」(中譯「車,一個女孩,推『用/和』一部車」。)這例子正好表示潛伏的感官認識制約的復甦。


以上三種人類主要信息傳遞系統──手語、表意文字、和口語──實際上證實了底子裡都存在著自然成份排列時序NNR。這論證結果不像那僅限於口語的、統計性的共性現象(statistical universals),而是跨系統的(cross-modalities)和解釋性的(Explanat+ory)?在視覺語言學的框架裡,應該可以在語言學研究上作些有意思的「翻案」工作,提供新的解答或挖掘出新的課題。


 


由於這理論框架是針對當前語言學的偏頗處而提出,所以就口語方面游先生再舉出以下三項研究為例來探討口語裏的視覺空間問題。(第5~9頁)

〔漢語口語裏量詞的特殊功能〕(第9~10頁)

本文先前提過的一位加拿大印第安人所創的「吸塵器」和一位中國廣州人所創的「田螺」兩個手勢串。這兩個串式詞都是先比劃了參照物(referents)的形狀:長方形的或者是小圓形的。這使我們聯想到漢語裡量詞的一個不大為人注意的特殊功能。當我們不知道怎樣稱呼某一物體時,我們常常用一個帶形狀性的量詞作為描述句子的引子。


 


比方:「有條很長很長的,兩頭都有眼睛的,盤在那裏。」或是「有塊又圓又扁的
,像個碟子似的在空中飛過。」古漢語裏也用類似這種描述句來填補稱謂上的真空,雖然當時還不是以量詞為這類描述的支點。


 


例如「道德經」就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故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這「物」字在功能上已跡近量詞了。(第21頁,)游順釗認為量詞在創造新詞中或暫作彌補詞彙之不足這個功能上和手語裡比劃某新鮮物體的形狀,或是形聲字的部首功能和性質都是一致的。


 


其中特點之一是口語中的量詞(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手語的形狀和形
聲字的部首都是先置或先比劃的。這是給接著的限制性描寫(specifying descriptions)一個底子(base)和被專指的主體(specified topic)。這現象和游先生提出的配搭範例(coordination paradigm)是相應的。

〔口語裏時間詞的來源〕

口語裡的時間詞一般都是源於有空間概念的(即有視覺性的)詞素。例如法文temps(時間)是從希臘文temno。來的,它的意思是「切開,劃分」。


 


漢語「馬上」原是方位性的,「立即」的「即」在古漢語有「臨近」之義,如今漢語仍有「即席」、「即位」、「若即若離」等用法。「即」這個概念在拉丁文有兩個詞statim,原義是「不後退」,「站穩腳」,後來演變成「不延遲,馬上」之義。


 



illico,源於in loco(在場),也是空間性的。英文immediated(ly)(馬上)是從法語借來的。而法語imme'diat則是由拉丁文in/im(沒/不)和medius(距離,中間)結合而成的。此外,immediat的同義詞,在法語還有tout de suite, sur le
champ 。這和英語的right away和on the spot,德語的unmittelbar和auf der stelle都是很明顯地從空間詞蛻變來的。日語suguni和tabashini的構成則近英語的right away。


 



這些從口語裏找到的論證材料和別的學科提供的材料很吻合。一位神經生物學家曾說:「我相信所有時間表達形式必須通過空間的隱喻。」(Imbert, 1983:179)。著名的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Piaget)認為小孩須要很多時間才能較正確地掌握時間觀念。


 


他曾報導過一個七歲小孩如何把時間和空間混淆在一起的例子:試驗人和小孩剛作了個短程賽跑。他們兩同時起步也同時停跑。但在停跑時試驗人停在孩子的前面。他問孩子:「我們是同時起步的嗎?」


 


孩子回答:「是的」「我們是同時停下來的嗎?」「不是。」「那誰先停下來的?」


 


孩子回答說:「哦」「你停下來的時候,我還在跑嗎?」「不」「我們大家跑的時間都一樣長嗎?」「不」「誰跑的時間最長?」「你」


 


孩子回答說(Piage, 1927)。這個試驗告訴我們孩子的時間觀念是多麼受制於空間觀念。但我們不能說幼兒的時間觀念發展吻於空間觀念。


 


亞力加利亞(Alegria, 1983)指出:「根據最近的研究,初生嬰兒一下地已經有一個最基本的(Primitive)時間和空間的感覺(Perception)。」看來,時間詞源於空間這個問題與時間和空間觀念發展先後是沒有關係的。


 


要不然,為什麼語言裡一個由空間詞蛻變來的時間詞(例如「即」)退出舞台後,代之而起的仍是由空間詞變來的時間詞(例如「馬上」)呢?為什麼不創造一個在語源上與空間無關的時間詞補上呢?人類創造詞彙總是要有個憑藉,盡量避免那條「無中生有」的較難途徑。


 


抽象的時間觀念既然體現(incarnated)在空間詞和視覺性的動作裡,人類就順理成章地利用這空間和有視覺性的動詞及動詞詞組去表達時間觀念。(第10~14頁)

〔口語裡的時間指向問題(time orientation)〕

在印歐語言裡,主要是以隱喻式的(metaphorical)「前」和「後」來分別表達「過去」和「將來」這兩個觀念。在漢語裡,則「前」「後」「上」「下」並用,例如「前年」「下星期」。在現代語言裡我們可以說歐洲人、亞洲人在他們想像中「過去」是在他們的「後面」,「將來」是在他們的「前面」。


 


聾人和非聾人想像中的「將來」與「過去」的方向都是一樣。但在實際表達過程中,口語和手語就出現了矛盾。游先生以下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揭露矛盾,找出它內在的統一。而游先生發現表達的不同似源於各語言中所用「參照點」(point of reference)的不同。


 


印歐語言裡,例如英語、法語、「前」「後」兩個觀念有空間的和時間的型態差別。法語裏是devant-avant(前面──以前),arriere-apres(後面──以後)。以時間詞「前天」(avant-hier)和「後天」(apres-demain)為例,時間性的avant(以前
)和apres(以後)就會被用上。另一方面,在法語的環境裡,人們下意識裡都是以「前面」隱喻「將來」,以「後面」隱喻「過去」。但「後天」並不意指「過去」卻意指「未來」,這就要用「參照點」來解釋了。


 


讓我們先看看下面法文句子:

(法)La banque est avant le pont
(美)The bank is before the bridge
(中)冠詞──銀行──是──以前/之前──冠詞──橋
句中avant(以前/之前)暗示聽者或說者應以橋為參照點以確定銀行的方位。


 


換言之,在向橋走去時,必然會路經銀行。如果說La banque est arpesole pont、(Thebank is after the bridge)(冠詞──銀行──是──以後/之後──冠詞──橋)則表示聽者或說者只有在走過了橋以後才會找到銀行。


 


值得注意的是,avant(以前/之前)和apres(以後/之後)暗示聽者或說者要在思維上經歷空間的移動。

依此原則,就可以解釋avant-hier(前天)和apres-demain(後天)在時空上的矛盾了。若把hier(昨天)比作上文的「橋」,把avant-hier(前天)比作「銀行」,那avant-hier(前天)表示聽者或說者在經歷hier(昨天)之前,必須經歷過avant-hier(前天)。


 


同樣地apres-demain(後天)是在demain(明天)之後而不是說者或聽者之
後。這樣法語裏「前天」和「後天」中「前」「後」在時空的表面矛盾便可以取消了。



漢語和法語的情況可說是形似而神不似,基本上有兩點不同。首先,游先生查詢了二次大戰前出生那輩人(都是非自然科學部門的知識分子)。發現他們都想像「將來」在前面「過去」在背後。但他們同時想像時間amyo 流動的,並且是從前面流向背後。


 


法國人一般都認為時間是靜態的,不流動的。其次,法語和漢語的另一個重要差別
是法語avant和apres在上列兩個銀行──橋的例子中,暗示了聽者或說者在思維上要作空間位置的轉移。


 


而漢語的「前」「後」只能把外在物(如橋)作為「參照點」而不是用聽者或說者本人為「參照點」,正如「橋之前」「橋之後」所顯示的。那麼漢語的「前天」和「後天」只容許我們理解為「昨天之前」和「明天之後」,而不是聽者或說者前面(前方)的某一天或後面(背後)的某一天。這個分析可消解漢語「前天」和「後天」在時空的表面矛盾。

在「前」和「後」的參照點上,漢語和手語是相同的。一般來說,手語「前天」的手勢是向後面的,「後天」則是指向前面。但目前尚不清楚什麼是向前指和向後指的參照點;是打手勢的人本身呢,還是某一特定時間點(例如「昨天」「明天」或「現在」)?


 


為了解決這個疑問,游先生請一些美國和法國的聾人翻譯下列兩句:
肯尼迪是1960年當選總統的。三年後他被殺害。
肯尼迪是1963年被殺害的。被害前三年,他當選了總統。

結果手譯時,在比劃「1960年」以後,仍然保持「年」的手勢(但應理解為「   1960年」,並以它為「參照點」,向前比劃三年代表「三年之後」;向後比劃三年代表「三年之前」。


 


這和漢語一樣,把時間人格化,給予每個時間點(如「昨天」「明天」等)一個內在的(Intrinsic)前後方向。換言之,手語的「參照點」不是打手勢那個人,而是某個特定的時間(given time)。
再看古漢語,游先生發現古人對時間流向的認識和我們現代人又有不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把「前面」和「過去」結合,「後面」和「將來」結合。要使這個結合得到公理的解釋,就要假設古人在想像中時間可能得背後向前流過去的。


 


由此可見,漢語「前天」「後天」中的「前」「後」主要是以外物(比方另一時間點)而不是以說者或聽者本身為參照點,而法語則剛好相反。不僅時間方面的表達如此,「左」「右」亦有所不同。如法國人(大概歐洲人也一樣)外在物體的左和右是以觀察者本人的左與右投射到該物體來決定(除非該物體具有內在的左右之分)。


 


正對著他本人左手邊的是左,正對著他右手邊的是右。但中國人的習慣是外在物體人格化,給它本身一個左與右。那就是說物體斜向觀察者右手的一方是右,斜向觀察者左手的一方是左。


 


因此甲骨文的「左」是指向書寫或閱讀者的右邊而右是指向左邊的。這「參照點」的差異在口語裏還可找到別的例證。


 


在英語對話裡,甲說:「you aren't hungry.」或「Aren't you hungry?」


乙的肯定式回答是「yes, I'm hungry.」否定則是「No, I'm not.」這種回答可以分為兩部分:yes和no是為了加強後半截的、較詳細的回答。而yes和no是以後截回答為「參照點」。


 


因此它是對稱的、統一的。肯定對肯定,否定對否定。漢語則剛好相反,頭段回答是以對方的問話為「參照點」。例如甲說:「你不餓了」或「你不餓了吧?」乙回答:「不,我餓。」或「對/是,我不餓」(第14~20頁)



由於篇幅有限,只能簡短地介紹至此,而視覺語言學的理論框架是否能進一步促使我們發掘更多的新問題並提供合理的解釋,那就要看我們今後共同的努力了。

〔結語〕

視覺語言學這個新領域,主要是綜合手語、兒童語言及表意文字如中國古文字等方面的知識,推理出來的一種新語言學領域。


 


所謂「視覺語言學」,是指以視覺為基礎,從時空角度對聾人手語以及其他一些表達系統進行語言學範圍的研究。它實際上統攝著一切可從視覺方面進行研究的語言領域。


 


目前,視覺語言學在世界各國尚未獲得普遍的重視,只有在法國,由於推出此新見解的游順釗先生旅居當地,才逐漸為大多數語言學家所接受。


 


筆者才疏學淺,旅居美國廿餘年,雖涉足雙語及特殊教育,亦從未能對此新領域有所接觸。此次返台服務,也是偶然發現「視覺語言學」這本書才得以作些初步的探討。


 


細讀之餘,認為用視覺語言學來證實「手語(尤其是未經「污染」的自然手語)是語言,而不是無系統、無結構的手勢」這個論點,似乎是非常適當的。


 


對於視覺語言學,筆者所學不精,疏漏之處,尚祈前輩及讀者們不吝賜教。

參考文獻

林寶貴(民70),聽覺障礙兒童語言溝通法與語文教育法之研究,台北,教育部教育計劃小組。
胡永崇(民83),聽覺障礙者之教育,載於王文科主編:特殊教育導論,心理。
徐志民編譯,游順釗原著(1991),視覺語言學,台北,大安。
陳彩屏(民74),國語口手語教學研究專輯。台北,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趙建民主編(1988),台灣自然手語,台北,中華民國聾人手語研究會。
蕭金土(民82),聽覺障礙,載於特教園丁雜誌社主編:特殊教育通論──特殊兒童的心理及教育,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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