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莫言還念念不忘那天的場面。１５年以後，他還在新作《檀香刑》的後記中寫道：“我還應感謝１５年前他高舉著題爲‘莫言’兩字的牌子在西安火車站廣場上迎接我、把周圍的人嚇得不敢說話的一段情誼。”
平常出門的時候，賈平凹經常提著一個提包，這是一家聾啞學校送給他的。他每每把包上印著的“聾啞學校”的字樣亮出來，路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著他，他倒覺得很自在。
我很羡慕賈平凹有這樣一個印著“聾啞學校”字樣的普通布包。我也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至少是一個不喜歡說話的人。而在北京坐計程車的時候，卻又不得不說話——因爲北京的計程車司機全都是“話簍子”，客人一上車，他們便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講。他們從國際新聞談到國內新聞，再從全國大事談到北京大事，最後才是談論天氣變化和交通狀況。他們有鼻子有眼睛地談論小道消息時，仿佛剛剛開完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會議。這個時候，他們需要乘客來插話、來詢問、來配合。如果乘客不搭理他們，他們說話的興致受挫之後，說不定會氣得猛踩油門橫衝直撞、或者乾脆繞上一大圈路。他們認爲“說話”是表達“熱情”的方式，我卻認爲“說話”是一大苦差使。我寧願把眼睛一閉、把嘴巴一關。我不是害怕“言多必失”，而是希望在寧靜中進行自己的思考。
在某些大學和書店裏，跟讀者面對面交流的時候，我也是不加選擇地說自己的心裏話，既容易得罪人，又給自己帶來“狂妄”的名聲。但是，我依然不願意訓練自己的說話“技巧”，我永遠也學不會像外交部發言人那樣字斟句酌、八面玲瓏、滴水不漏。我不會揣摩並迎合談話對手或者聽衆的心理，大多數時候，我寧願選擇“傾聽者”的身份；如果非要開口，我也只是一個“自言自語者”，而不是一個善於交談的人。在許多公開場合，我更是不善於說話，尤其是在面對攝影鏡頭和諸多聽衆的時候。我不會說違心的話、虛僞的話、附和的話、拐彎抹角的話、虛晃一槍的話、表裏不一的話，我只會說自己內心的話。電視臺請我去做過幾次“嘉賓”，我說的幾句老實話卻怎麽也跟現場的氣氛不協調。後來，節目播出的時候，我說的那一段話幾乎全部被剪掉了，電視臺的朋友責問我說：“你就不能換一種方式說話？”我只好深表歉意地說：“非常抱歉，我只會以自己的方式說話。”相反，我倒覺得電視臺的那些主持人、尤其是那些新聞聯播的播音員們，簡直就是一類我無法理解的動物———他們怎麽能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說假話、空話、套話呢？他們是一群有“特異功能”的人，他們說假話、空話和套話的時候，不僅不會感到痛苦，反倒感到快樂；不僅不會有良心上的壓力，反倒會有功成名就的崇高感。
我不喜歡口頭上滔滔不絕的人。最近讀到盧躍剛寫的關於新東方英語培訓學校的報告文學《東方馬車》，其中寫到了新東方老師們的口才，我雖然沒有親耳聽過他們的授課，但書中的描寫已經讓我身臨其境。比如口才最出色的徐小平，他的語彙裏沒有中性詞———“偉大！”、“絕了！”、“深刻！”、“極致！”、“輝煌！”、“無與倫比！”、“美侖美奐！”、“登峰造極！”都是用驚歎號才能結尾的詞語。他喜歡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經常不客氣地說：“不好意思，我是這方面的天才。”好像他能點石成金、化腐朽爲神奇似的。他興之所至妙語連珠，什麽“推開領館這扇窗，看到簽證多淒涼”、什麽“山窮水盡無簽證，柳暗花明有小平”。新東方的主帥俞敏洪說：“小平只要一出場，底下就是爆炸性的掌聲。”
這樣的一種“英語傳銷”讓我頭皮發麻，這樣的一種“領袖語言”讓我不寒而慄。這種地毯式轟炸的語言，足以讓學生半天找不著北。李陽的“瘋狂英語”使用的也是這種辦法——我寧願學不好英語，也不會讓自己“瘋狂”的。語言的膨脹往往會帶來內心的膨脹，獨裁者們通常都是運用話語的天才，希特勒的演講能夠讓素來重視理性思維的德意志民族都成爲瘋子，可見語言的破壞性有多大。
那麽，我願意繼續對那些太善於說話的人保持警惕，我也願意繼續向自稱不會“說話”的賈平凹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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