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有趣手語廣角鏡--莉娜手語工作坊

文 / 王士誠

–「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研討會」現場報導–

2010年底，人本基金會揭露了南部某特教學校的性侵案；跨時多年的一起起案件，彷彿連珠砲，轟得輿論譁然不止，更轟出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和彈劾案︱監察院經過調查後，指出該校多年來共發生164件性侵案，並據此彈劾了17名官員。

看起來，該案的面目已相當明確：這是校方與教育體系多年來未善盡職責所造成的巨大悲劇。然而，人本基金會在今年五月四日舉辦的研討會，卻又為這個悲劇帶出了更多、更深、更值得追尋的剖面。



封閉的校園，使人性的醜惡現形。

研討會共分四場，第一場的主題是「案例研討」。毫無意外地，台灣發生過性侵案的特教學校，不只一所。多年前，北部一間特教學校，就發生過類似的案子，而當時協助處理該案的資深特教老師郭色嬌，透過錄影，在研討會上現身說法。

郭老師一開口便說：「當年，我們是從教學來切入處理這個案子。」教學？碰到性侵案，直覺上不是該先引入法律專業嗎？怎麼會從教學著手？「法律的事，當然有人處理，但孩子的問題要從教學下手。在學校感到無聊，是製造問題的溫床，如果孩子找不到學習的興趣，一定會發生很多事。」確實，若孩子對校內課程或活動興緻缺缺，為了排遣在校的無聊時光，而把目光轉往直接的生理刺激，也不難想像吧？因此，郭老師當時就在台北市特教科楊麗珍科長的支持下，進入北部的該校，大力改善其教學狀況。

郭老師的主要工作，是落實特教領域本該注重卻常被忽略的「個別教學計畫」（IEP），也就是協助校內老師，為每個學生量身打造教學計畫。這不是件輕鬆的事：郭老師與楊科長常常在課餘時間與該校老師開馬拉松會議，直到深夜；她們更舉行多場IEP研習，並請每位參與的老師務必要在研習後繳交報告。

如此嚴格的要求，使許多人不堪負荷而辭職或轉任，卻也留下了真心為孩子設想的老師；認真教學的老師多了，不被關注的、沒有學習興趣的學生就少了，校園性侵的情況也就得到了控制。郭老師的經驗說明了：教學，永遠是校園問題的根源，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學校若能認真辦學、看到每個學生的需要，所謂「校園問題」是很難發生的。

郭老師有楊科長的全力支援，也得到許多特教老師的合作，這或許是一種幸運；很多時候，有心為孩子做事的老師，是孤立無援的。東華大學的蕭昭君老師就說：「人本南部辦公室的張萍主任常常和我談這些案子，我每次都深深地覺得『孤臣無力可回天』，個人的力量，看起來很難改變大環境。但我有時又會想，那也不一定。」

蕭老師舉出南韓光州的校園性侵事件為例：一所私人特教機構的教職員長期性侵孩子，卻從未被發現，直到某新進老師出面揭發，再加上有作家以此為題，寫了小說《熔爐》，而該小說又被改編為電影，這才引起南韓全國關注，使加害者面臨司法懲處、國家立法加強監督特教系統。「所以，說不定在某個時候、某個人做了點什麼，事情就不一樣了。」蕭昭君說。

可是，長年的性侵事實，外界為何會一無所知？蕭昭君在研討會上，也提到美國緬因州一所聽障學校的案子，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些端倪。

該校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都有性侵事件發生，1960年代起擔任校長的羅柏．凱利，就是多起性侵事件的加害人。該校長在當時的美國特教界，地位有如「天神」，而該校位在海上，只有一條聯外道路；因為對「專業權威」的信賴，外人很難想像學生們所受的苦，加上交通不便，該校實際上是個對外封閉的地獄。就如張萍對此的回應：「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人醜惡的一面就可能出現，那是對人性的考驗。」


體制強化了封閉結構

可見，校園裡的癥結並不止於性侵案，還有學校的封閉性；但這種封閉性是經年累月的積習，正如研討會第二場中，輔大法律系吳志光教授所說：「擔任教育部性平委員會委員這麼久，我很清楚地知道，這種長年形成的校園文化，讓人很難進得去。」

有多難？吳志光舉例：「張萍對我說過許多個案，可是那間南部特教學校是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管的，雖然中辦做得很差，教育部卻不能直接插手。所以我有一次就請張萍直接寫信給教育部檢舉，這樣子教育部就有理由可以繞過中辦來處理了。」就算主事者辦學再怎麼不力，連總管全國教育事務的教育部，都可能受限於體制而無法直接介入，這個封閉結構的難解，由此可見一斑。

但，要說教育部真的有心衝破教育系統的封閉性，卻也未必。2011年9月，彰化師大的陳金燕教授受教育部邀請，與幾位教育部外的專家，一起組成了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的輔導諮詢小組。沒想到，隔年的2月，在中辦藍順德主任主持的一次小組會議後，教育部便再也沒有聯絡過小組成員了。

陳老師說：「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突然就再也沒有會議了，我們因此沒有理由再進那所學校幫忙，我甚至不知道小組的存廢與後續運作情形。最後，教育部在2012年9月送小組成員感謝牌，就算是明確終結了這個小組。幸好，我早已經把諮商工作委託給我一個在當地的學生，請她繼續為孩子諮商，直到經費用盡。」由此可知，教育部恐怕也有意無意的，不讓「外人」有機會進入教育體系。

更可怕的是，即使教育體系內部人員想處理這些事，也有困難。張萍在研討會上便報告了一個例子：該所南部特教學校的一位校車隨車人員，剛到校工作，便撞見校車上的性侵事件，他詢問資深職員如何處理，得到的回覆竟是：「這是小事，不用上報。」他信以為真，於是此後又遇到兩次性侵案，也都沒有通報。而事實上，這位隨車員一直以來，都被排除在學校的性平會議之外。

特教學校原本就是一個外界較不易窺見的系統，而教育體制又加強了這種封閉性，校方那醜惡的手，當然就可以毫無顧忌地，將每個想為孩子討還公道的人玩弄於股掌之間、將孩子的苦難遮掩得密不透光。


逼得「受害人」成為「加害人」，卻還要落井下石！

而在這幽暗之中，孩子們怎麼了呢？第二場研討會中，蕭昭君老師說了一個案：「我有個學生，是那所南部特教學校畢業的。他告訴我，自己認識的一位學姊，曾經遭到性侵；後來，這位學姊與另一位學姊吵架，為了報復，便找以前性侵她的人，去性侵對方。

「我聽到這件事，非常震驚。我在想，可能是他們被侵犯後，沒有人理解、或幫助他們解開這痛苦，所以當他們又遇到痛苦的時候，不曉得怎麼發洩，只是直覺地也想讓別人嚐到痛苦，於是就去侵犯人，或叫別人侵犯人。或許，這就是我們看到很多『受害人』成為『加害人』的原因。但這方面的本土研究太少了，我們很難細緻的去理解。」


何止不能理解？有些人甚至會對他們落井下石！

第三場研討會上，政大法律系的劉定基老師就說：「我幫人本替這些孩子談國賠，校方拖了半年不和我們協議；終於開始談了，卻又做出很多不對的事。就像有一次，和校方約好時間開協調會，我們搭了高鐵去談，他們卻說，家長和孩子沒有到場，不能談，當場就要我們回去，完全不管《國賠法》當中可以由委任人來談的規定。我想，他們是認為，只要家長和孩子在場，就可以操弄人情、施加心理壓力，達成他們想要的結果。

不僅如此，「和我們談協議的人，竟然包括應該負責的官員，這是球員兼裁判！而且，他們竟然破壞《性平法》的規定，在談協議的場合，要求重新詢問證人，想問出新的『事實』，還說出『你們關心的是學生，我們關心的是公務人員』這樣的話。」

事實上，校方試圖壓迫的人，不只是孩子而已。該校曾任性平委員的一位老師，在研討會上，也訴說了自己被校方打壓的經歷：「事情發生時，我剛好輪到當性平委員，我覺得一定要查清真相，並且堅持辭退一些嚴重失職的人。像校內有個導師，性侵學生長達一年，我要解聘他，有人卻說，他還有小孩，沒了工作怎麼辦？

「即使這樣，我還是盡力查出了一些事實。照規定，我的行為應該要敘獎，但學校不只拖了很久才記我一支小功，而且在記功的當天，同時捏造『謊報腸病毒疫情』的理由記我兩支申誡。在性平委員任內，我的工作量變大了，有特殊障礙、要花很多力氣的孩子，沒人想帶，一定會排給我；但是配合學校的人，福利都很好，有的課變得比較少，有的還調到別的學校，升官去了。我還曾經聽到國民教育署的官員告訴那些被彈劾的人說：『既然監察院要你們下來，也很好，你們好好休息，以後再服務這間學校。』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自己還能撐多久。」


歧視，是這場悲劇的源頭。

這位老師的發言，博得全場的掌聲，但他的眼神，並沒有因為這些鼓勵而露出任何光彩。畢竟，掌聲再巨大，也傳不進那個盤根錯節的不義結構裡。

就如第四場研討會一開始，人本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所說：「人本和一些學校見義勇為的教職員一起處理了多年性侵案，通常都可以慢慢地打開學校的門，但特教學校的案子，雖然讓最多人感到難受，卻也最難介入。我想，這涉及我們看特教生的眼光。談特教生性侵，總有人說『他們的感覺和我們不一樣』，這到底是不是隱含歧視？」

算不算歧視，實在很難說，但我們對聽障人士的瞭解與幫助仍不夠，是可以肯定的。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黃淑芬就說：「我自己讀啟聰學校時，校內很多老師不會手語，竟然要叫我這個會手語的學生當小老師，實在很奇怪。在啟聰，通常手語好的老師就教得好、關心學生，因為容易溝通。現在，手語在大學特教系裡不是必修，很多啟聰的老師不會手語。但即使聽障生會讀唇語，有時還是要靠手語翻譯才能精確地學習，所以我不希望以後還有不會手語的老師來教聽障生。

「除了手語，聽障教育裡還應該考量到『聾文化』，例如，我們是靠視覺學習的，所以教學場所不能有東西高高放著，擋到我們的視線，而且要多使用肢體動作；這些，都是現在聽障教育缺乏的。」

我們對聽障生的不友善，可能表現在更幽微的地方。人本南部辦公室工作委員黃俐雅曾自行請纓，到該南部特教學校，為孩子上性教育課，她回憶當時的情景：「很多人說，就算教了性教育，他們也不一定懂。可是我發現，他們不只懂，還問了很多問題。他們有人問，是不是被性侵後，婚姻就再也不會幸福？也有人問，聾人生的小孩，會不會也是聾人？他們的問題，往往關係到自己未來的生活，都非常重要。後來，在場有的老師竟然制止學生發問，我這才慢慢體會到，那些老師很可能根本不相信他的學生能活得和一般人一樣。然而，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那些老師心裡「特教生不用知道那麼多」的想法，或許是覺得他們「知道太多也沒用」，也可能是認為「學這些對未來沒幫助」，看似體貼，其實隱隱約約地流露出對特教生的不信任，這和歧視他們，不過是一線之隔。

與其替特教生「設想周到」，不如提供足夠的資源，支持他們走上自己想走的路，這才是真正的特教。舉例來說，在台灣，我們很少在大學裡看見特教生；然而，立委鄭麗君卻在研討會上表示：「我九○年代初在法國讀博士班，當時班上就有兩個視障生，課堂用書都有盲人點字版本，可見特教生進高等教育不是辦不到，而他們進高教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麼『辛苦』，那就是他們的自我發展。」

說到底，如果我們只是看到特教生的「特殊」，而不能設法和他們一起過著「普通」的生活，那所謂的「特殊對待」，究竟不是一種幫助，而只是歧視。這樣的歧視，正如那所南部特教學校某些教職員對性侵案的辯解-他們的感覺和我們不一樣！只會帶來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