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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知道我是誰

本刊記者/呂娟

這是幾個已經成人的特殊的孩子，十多年歲月的橫隔，讓他們的尋家變成了一種只能放在心底的奢望，擺在他們面前更現實的問題是，在今後的日子，他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身份，需要知道“我是誰”！


幸福的特例


滿村的人都出來了，指著她激動地說：“肯定是她，一點也沒有變。”而在宋艷紅父母的心里，她已經100%是他們的女兒了。

與其他親子團聚的結局不同的是，一家人相認後，已經成人的宋艷紅最終還是選擇只身回到廣東，繼續打工，獨立生活，找到父母對她來說，更多的是一種心靈的歸宿，和未來一份正常的生活。

在央視記者劉尊富看來，27號寶貝宋艷紅能夠在15年後找到親生父母，是一個不可複制的特例。

宋艷紅當年是一個走失兒童。10歲那一年，家住安徽陵泉縣的她被父母帶去廣東惠州爺爺奶奶家探親，由于家境貧寒，宋的姑姑帶著她在街頭乞討，10歲的小女孩已經有了羞恥心，當她被街上雜技團的表演深深吸引後，半是賭氣半是懵懂地跟著雜技團走了。團長以為這是一個被拐賣的孩子，便留下了她，這一留，就是10多年。

宋艷紅在團長夫婦家生活得很好，但是，隨著年歲的增長，尋找自己親生父母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同時，一個更現實、迫切的問題擺在了她的面前，由于團長夫婦並沒有與她辦理撫養手續，宋艷紅至今仍沒有辦理身份証，唯一的辦法就是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從而確定自己的身份。

起初，宋艷紅的尋親沿用的是那種最古樸的方式，循著記憶，挨家挨戶地敲門、打聽，最近的一次，她已經找到了老家的鄰鎮，但茫茫人海，一切的希望最終還是化為幻影。

令人不解的是，除了自己的名字、家住安徽和有一個名叫小高的弟弟，宋艷紅對其他重要的信息沒有一點記憶，甚至不記得自己的父母叫什麼。她曾為此咨詢過心理醫生，醫生的診斷是可能受到過驚嚇。

後來，宋艷紅借力于網上的一個公益尋親網站，很多好心的網友幫她搜尋信息。在大家的指點下，2009年4月，宋艷紅找到安徽省公安廳，公安人員在錄入她的相關資料後，採集了她的血樣，保存了DNA數據。9月，公安部要求安徽省廳上報尋親的兒童材料。雖然宋艷紅已經成人，但是她走失的時候還是兒童，所以，安徽省將她的資料一並進行了報送。

劉尊富給身在廣東的宋艷紅打電話，問她能否來安徽時，她立刻答應了。而就在火車上，她接到了安徽省公安廳的電話，她的父母基本找到了，雙方的信息90%吻合。

原來，自從宋艷紅在廣東惠州走失後，她的父母就留在當地一邊尋找，一邊以撿垃圾為生，直到近日，夫婦倆因家事回到陵泉，恰巧鄰居從報紙上看到宋艷紅的信息，告訴了他們。

到了安徽後，宋艷紅馬不停蹄地趕到陵泉老家。滿村的人都出來了，指著她激動地說：“肯定是她，一點也沒有變。”而在宋艷紅父母的心里，她已經100%是他們的女兒了。

DNA比對的結果証實了一切，一家人相擁而泣。

劉尊富認為，宋艷紅是幸運的，盡管她能夠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是，她的名字是真實的，15年來，她的相貌也沒有太多改變，這使她成為60個孩子中的特例。

與其他親子團聚的結局不同的是，一家人相認後，已經成人的宋艷紅最終還是選擇只身回到廣東，繼續打工，獨立生活，找到父母對她來說，更多的是一種心靈的歸宿，和未來一份正常的生活。


一張身份証


王夢本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問題，他開始夢想找家，找父母，找到“我是誰”的答案，而這些，在他過去十多年的歲月里，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劉尊富跑遍了合肥當地的公安局、民政局，希望能幫助王夢本解決今後生活的當務之急──一張身份証。但得到的答複是，因為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有關部門也無法對王夢本這種情況進行處理。

對比起來，25號王夢本的尋家之路顯得尤為渺茫、無助。

王夢本是劉尊富關注的重點，也在這個人身上傾注了更多的個人情感和思考。

王夢本是個聾啞人，如今已經二十多歲。十多年前，合肥某商場的工作人員發現有一個六七歲的聾啞小孩頻繁出現在商場附近，“起初是一個女人帶著，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那個女人消失了，只留下這個聾啞小孩在附近流浪。”

好心的人們你給一些吃的，我給一床被子，靠著這樣的接濟，小男孩活了下來，慢慢地長大了。

沒有人知道王夢本這個名字是誰起的，等他長到十多歲的時候，就開始騎著一輛三輪車，靠給商場和在附近拉貨維持生活，商場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員也還是一如既往地幫助他，總把拉貨的機會留給他。

王夢本沒有機會上學，不會手語，在正常的人看來，他幾乎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里，但是，令劉尊富感到驚訝的是，王夢本並沒有把自己封閉起來，相反，他比任何正常、健全的人都要樂觀，“笑容時刻挂在他的臉上，特別陽光，你看不到他有一點的自卑和抱怨，也幾乎感覺不到他有什麼心事。”

但是，王夢本是有心事的。

由于沒有進過福利院，也沒有被人收養，王夢本像棵小草一樣在城市里獨自扎了根，但當他靠自己的勞動有了一些存款，想存入銀行的時候，他被告知，沒有身份証，沒有辦法開戶。

王夢本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問題，他開始夢想找家，找父母，找到“我是誰”的答案，而這些，在他過去十多年的歲月里，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王夢本開始找家，好心人幫他找到了當地媒體，他用手向記者比劃著自己能夠提供的信息，記者猜到了他是四川人，他作出拉弓的姿勢，記者在地圖中找到了四川一個叫射洪的地方，記者專程趕赴射洪，果然，一戶丟失孩子的人家找來，信息與王夢本很吻合。記者安排雙方通過電腦視頻見面，王夢本第一次激動了，但是，DNA鑒定的結果打碎了他的希望，人們第一次看到王夢本的臉上沒有了笑容。

王夢本對身份証的渴望令周圍每一個人動容。自從知道身份証的重要性後，他定期到商場旁的一些草坪地里去尋找被小偷丟棄的錢包，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竟然找到了20多個身份証，之後不是交給派出所，就是自己想方設法地把身份証送給失主。

“他可以為了給失主送身份証，憑借錢包里其他消費卡上提供的信息，打個摩的就去找人家了”，好幾次，他甚至被失主誤解，被扭送到派出所，在派出所民警的解釋下，誤會才得以解除，但王夢本從來沒有抱怨，“因為他比誰都清楚，在這個城市里，擁有一張身份証有多重要”。

劉尊富第一次見到王夢本的時候，周圍的人用拇指和食指給他比劃出“卡”的形狀，“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知道我們是來幫他找父母、辦身份証的。”

盡管派出所每天都會接到十多個與王夢本認親的電話，但最終都被一一排除。十多年歲月的磨損、幾乎為零的殘留信息，與外界溝通的障礙，這些橫隔在面前，在劉尊富看來，幫王夢本找到父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之後的幾天，劉尊富跑遍了合肥當地的公安局、民政局，希望能幫助王夢本解決今後生活的當務之急──一張身份証。但得到的答複是，因為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有關部門也無法對王夢本這種情況進行處理。“他們認為如果把他的身份落在合肥，相關的殘疾人福利待遇都要享受到，比如醫保、社保、殘疾人補助等方方面面，這不光涉及民政和公安，還需要各個部門的協調，需要特事特辦，不是一個部門說了算的事。”

王夢本從劉尊富等央視記者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他會時不時地給劉尊富發個手機短信，“謝謝”，“中央台好的”，“哭一哭”，雖然劉尊富看不太懂，但是，他能感受到這個聾啞孤兒內心強烈的渴盼。

得知記者要走的時候，王夢本的笑容再也無法堅持了，“他非常傷心，我們想拍他，他擺擺手，不讓我們拍，我們的理解是，他不想讓人看到他悲傷難過的樣子”。

王夢本默默地躲在一個角落，獨自舔舐著內心的傷口。

“60個孩子，目前只有3個找到了家”，劉尊富在採訪過程中，看到了美好的願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找到家，除了幫助他們尋親，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多地關注他們的現在和將來？”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