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花10年編撰首本《香港手語詞典》,再花11年追蹤聾童在手語雙語教育下的學習進度。她是亞洲推展共融教育先驅,最近成立社企「語橋社資」將手語拓展至社區,甚至健聽學童。愚公移山20年,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教授鄧慧蘭半生都在大學堂,偏偏對「無聲世界」最上心。
記者:呂麗嬋
立法會月前召開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會議,戴上耳機仍聽不到的小四聾生譚啟聰,透過手語講出心聲:「我哋都有能力入大學,搵理想工作,可以交稅同貢獻社會。」可惜現實是手語支援在主流中小學鳳毛麟角。
本港現時約有15萬聾人,懂手語的不足4,000,手語被指是「瀕危語言」。一代又一代人,乾坐課室卻聽不明課堂內容,「20年前,我冇見過一個香港聾生可以考入大學」。智力正常卻總讀不上,曾幾何時,未進入聾人世界的鄧慧蘭滿肚疑問。
嘆家長抗拒手語令聾童「失語」
由門外漢到成為手語專家,這條逆水行舟、至今仍未見終點的路,她走了逾20年。1989年,鄧慧蘭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完成應用語言學博士學位返港,即在中大教書,矢志培訓英語老師,在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發光發熱。其時坐在她身旁的,是專門研究手語的美國學者James Woodward,「佢唔識廣東話,去聾人會做嘢與職員雞同鴨講,邀請我為佢做繙譯」。無心插柳走進聾人世界,再不能自拔。
「最初同佢哋接觸,溝通好困難。講唔明,寫又唔明,打手語又唔識。」作為語言學家,鄧深信語言既是天賦權利也是本能,就算是3歲小孩,餓了都能藉身體語言表態,偏偏在「一度禁用手語」的聾人世界卻遺失了這種工具,恍似與世界失去聯繫,明明滿肚苦水卻不懂表達,明明很聰明且對世界好奇卻討厭上學,「接觸多了,你開始明白,語言影響教育,教育影響認知和發展,當中出咗好大問題」。
過去,聾人教育偏向口語而非手語。「社會普遍認為戴上人工耳蝸或耳機,藉讀唇就可正常學習,用手語學習代表失敗。就算係醫生,做完手術安咗人工耳蝸,都不忘提醒家長唔好再畀小朋友打手語,盡量用耳去聽。醫生代表權威,家長點敢唔聽?」作為小眾的聾人,瞪眼看着別人的嘴,想方設法「聽到」,方便融入主流成為一分子。但如果戴上人工耳蝸或耳機仍聽不到,那應如何是好?
讀至中三便因「無心向學」,選擇跟聾啞媽媽做清潔工的阿昌,直言除輟學外別無選擇。聾童的教育需要,因有口難言沒被聽見,在大社會下逆水行舟可謂難若登天,但命運讓鄧慧蘭走進無聲世界。1996年,學者James離開中大,臨行前將10個裝滿相簿的紙箱交給鄧這個「背後女人」,「呢啲相係佢3年來記錄香港手語動作嘅研究」。
戰友走了,她自己披甲上陣,越接觸得多越想改變,把零散相片資料整合,建立成本土手語系統,又破格聘用聾人助理參與研究,「自幼學嘅手語係有韻律,可以自然、傳神咁表達」。她在辦公室旁多加一張桌子,與助理討論和鑽研,至2007年編成有如《辭海》的《香港手語詞典》,前後足足花上10年,「搞得掂語言,聾人可以接受教育,就有機會改善生活」。鄧提倡以手語雙語教育聾生,重建支離破碎的聾人教育制度,儼如愚公移山,雖很吃力,但她不能也不想放棄,「只要代入佢哋嘅世界,就知道佢哋最需要嘅係乜」。
新加坡澳門派員來港取經
香港不是山區,但讀書對不少聾人而言仍是走出貧窮的現實階梯,「過去佢哋喺主流學校接受教育,但根本聽唔明老師嘅說話,拉扯捱到中三,就去做啲送外賣、送貨嘅基層工作」。她強調不是個個都要讀大學,但關鍵是這批在社會上「失語」的人是否擁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出完本詞典,其實可以繼續喺大學做研究,但你知道唔走出象牙塔,永遠唔會有改變」。2003年透過撥款成立「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提倡手語以助聾童學習,改革聾人教育模式,「手語研究成功與否,唔在於出版論文多寡,而係有冇喺社會上改變聾人嘅命運。」。
鄧慧蘭既帶領團隊游說聾校,試推手語雙語教學;同時成功游說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及聖母院書院,每年接收6個聾學生入讀一年級,與一般學生一同學習,「過去有不少論文、科研證實,手語在教育上是可行」。獲批撥款,鄧仍需向不同持份者解釋,由校長、老師到職員,她直言家長這關最難過,「要保證唔會因為手語雙語教育而學少咗嘢或教淺咗,反而可以學多一種語言,學識點樣與聾生相處」。
共融先導模式,由幼稚園到小學再到中學,她追蹤逾11年。在明年試行手語雙語教學的新加坡及澳門就先後到中大取經,了解實際操作。鄧慧蘭現時亦埋首寫作,將經驗結集成學術專書,記錄這段愚公移山的故事。「喺蘇格蘭,中學生必須修讀兩種外語,其中一樣可以係手語。若有朝一日,香港嘅學校,亦可認同學手語同學德語、法語一樣,你話幾好?」真正的共融社會,不需同情,只需提供平等機會,在香港,這會是遙不可及的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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