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內政部統計，至去年底為止，國內的聽障人口約為八萬二千人，這些只是已申請殘障手冊者的人數，實際上有聽力損失但未達殘障標準者，應多的多。雖然政府對殘障者有一些輔助措施，但對聽力損失者而言，似乎仍嫌不足。
台北體院教育學程中心助理教授韓福榮及科林聽力保健中心，去年針對十五至六十五歲的聽障人士做過一項研究，仍有五成左右的聽障人士，對整體的生活品質呈現較為消極的態度，活動主要以看電視為主，七成以上的人認為事業發展及學習有困擾，八成以上認為政府協助就業機制不佳，也有八成以上認為就業機會少、不易找工作，其他包括社交、人身安全、心理健康及身體健康等的困擾比例都在五成以上。
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理事長周大中指出，依據八十九年統計，十五歲以上有工作的聽障人口大約只有一萬二千人，雖然政府對聽障者找工作的協助比過去好些，尤其是台北市，但整體而言仍嫌不足。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黃淑芬也認為，找工作不易是個很大的困擾。即使找到工作，也往往與所學不相符，例如學的是熱門的電子科技，卻不得不到學校擔任工友。
而工作受到限制，溝通困難、生活圈較小，也是聽障者的困難，例如周大中只敢在銀行的研究部門工作，對於必須與顧客面對面的業務部門，即使他已戴了助聽器，還是敬而遠之；有工作的聽障者，大多從事與視覺有關的工作，如印刷、美工、電腦、檢測等。
相較於國內聽障人士的困境，北歐國家丹麥對聽障人士的照顧，讓聽障人士羨慕不已。丹麥聽損團體Lands-foreningen for BedreHorelse執行長柯爾傑斯夫表示，在丹麥，一般就業系統中可以找到適合聽障者的工作，並有專人把相關工作公布在網路上；一旦找工作或工作上有困難，會有專門的顧問隨時加以協助，每星期廿小時，費用由政府補助。丹麥社會福利部殘障事務司副司長福特史文森則表示，法律上並未規定一定要對聽障者有何種協助，但政府對殘障者原本就應該有一些補償性的服務，視需求的不同給予照顧。
還有一個令國內聽障者困擾的是教育問題，最近三年，殘障者升學雖有大學推甄、申請等管道，但事實上配套措施不足，學校裡雖然有特教老師輔導的特殊資源教室，但把所有的殘障者放在一起，不同殘障者的不同需求被漠視，美中不足。先進國家這方面常做得很好，例如美國有可陪讀的手語翻譯員，丹麥也在學校設有伴讀生來協助聽障學生，由教育系統支持，國內沒有陪讀制度，而手語翻譯更顯不足，品質也不夠。
再看看政府對聽障者生活上的照顧，國內對聽障者的補助，是以兩耳都超過五十五分貝以上者，才能請領殘障手冊，也才能獲得補助或輔導，包括助聽器、傳真機等，助聽器的補助是每耳最高七千元（各縣市不同，並視患者是否為低收入戶而有不同），每三年可請領一次，但以助聽器全來自進口的昂貴價格而言，所得的補助連買個傳統有電線、盒子掛在腰上的助聽器都很勉強，因為缺點很多，很多買不起功能較好助聽器者乾脆不戴，更別提達不到補助標準的聽力損失患者，生活、工作便因此更受限制。
馬偕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林鴻清指出，其實國內有自行開發助聽器的能力，且陽明大學等單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但在政府未能支持的情況下無法量產。
丹麥大約只有五百一十萬人口，因為卅分貝以上的聽障者即屬可申請補助的範圍，估計約有五十萬的聽損人士可受到照顧，包括助聽器等輔具均完全補助，丹麥政府每年約花費一億美元在照顧聽障者，所以很多戴著助聽器的人，工作表現仍非常好（例如奧丹斯大學附設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楚爾安德森，本身就是遺傳性聽障者。）；因為政府的重視，丹麥的助聽器等輔具研發非常蓬勃先進，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五的助聽器是來自只有五百萬人口的丹麥。
如果國內政府能如丹麥般大筆採購供給聽障者，就可以把助聽器的費用降到很低；如果能如英國、澳洲等國將聽力復健列入健保的一部分，甚至同樣可以吸引國外的公司來台量產、技術轉移。
丹麥Oticon公司 Eriksholm聽力研究中心Mr. Claus Elberling於助聽器博物館導覽時接受民視記者訪問。(上圖)
Eriksholm聽力研究中心Mr. Claus Elberling向媒體介紹丹麥Oticon助聽器公司之無回聲室(anechoic chamber)(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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