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內政部統計,至去年底為止,國內的聽障人口約為八萬二千人,這些只是已申請殘障手冊者的人數,實際上有聽力損失但未達殘障標準者,應多的多。雖然政府對殘障者有一些輔助措施,但對聽力損失者而言,似乎仍嫌不足。
台北體院教育學程中心助理教授韓福榮及科林聽力保健中心,去年針對十五至六十五歲的聽障人士做過一項研究,仍有五成左右的聽障人士,對整體的生活品質呈現較為消極的態度,活動主要以看電視為主,七成以上的人認為事業發展及學習有困擾,八成以上認為政府協助就業機制不佳,也有八成以上認為就業機會少、不易找工作,其他包括社交、人身安全、心理健康及身體健康等的困擾比例都在五成以上。
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理事長周大中指出,依據八十九年統計,十五歲以上有工作的聽障人口大約只有一萬二千人,雖然政府對聽障者找工作的協助比過去好些,尤其是台北市,但整體而言仍嫌不足。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黃淑芬也認為,找工作不易是個很大的困擾。即使找到工作,也往往與所學不相符,例如學的是熱門的電子科技,卻不得不到學校擔任工友。
而工作受到限制,溝通困難、生活圈較小,也是聽障者的困難,例如周大中只敢在銀行的研究部門工作,對於必須與顧客面對面的業務部門,即使他已戴了助聽器,還是敬而遠之;有工作的聽障者,大多從事與視覺有關的工作,如印刷、美工、電腦、檢測等。
相較於國內聽障人士的困境,北歐國家丹麥對聽障人士的照顧,讓聽障人士羨慕不已。丹麥聽損團體Lands-foreningen for BedreHorelse執行長柯爾傑斯夫表示,在丹麥,一般就業系統中可以找到適合聽障者的工作,並有專人把相關工作公布在網路上;一旦找工作或工作上有困難,會有專門的顧問隨時加以協助,每星期廿小時,費用由政府補助。丹麥社會福利部殘障事務司副司長福特史文森則表示,法律上並未規定一定要對聽障者有何種協助,但政府對殘障者原本就應該有一些補償性的服務,視需求的不同給予照顧。
還有一個令國內聽障者困擾的是教育問題,最近三年,殘障者升學雖有大學推甄、申請等管道,但事實上配套措施不足,學校裡雖然有特教老師輔導的特殊資源教室,但把所有的殘障者放在一起,不同殘障者的不同需求被漠視,美中不足。先進國家這方面常做得很好,例如美國有可陪讀的手語翻譯員,丹麥也在學校設有伴讀生來協助聽障學生,由教育系統支持,國內沒有陪讀制度,而手語翻譯更顯不足,品質也不夠。
再看看政府對聽障者生活上的照顧,國內對聽障者的補助,是以兩耳都超過五十五分貝以上者,才能請領殘障手冊,也才能獲得補助或輔導,包括助聽器、傳真機等,助聽器的補助是每耳最高七千元(各縣市不同,並視患者是否為低收入戶而有不同),每三年可請領一次,但以助聽器全來自進口的昂貴價格而言,所得的補助連買個傳統有電線、盒子掛在腰上的助聽器都很勉強,因為缺點很多,很多買不起功能較好助聽器者乾脆不戴,更別提達不到補助標準的聽力損失患者,生活、工作便因此更受限制。
馬偕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林鴻清指出,其實國內有自行開發助聽器的能力,且陽明大學等單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但在政府未能支持的情況下無法量產。
丹麥大約只有五百一十萬人口,因為卅分貝以上的聽障者即屬可申請補助的範圍,估計約有五十萬的聽損人士可受到照顧,包括助聽器等輔具均完全補助,丹麥政府每年約花費一億美元在照顧聽障者,所以很多戴著助聽器的人,工作表現仍非常好(例如奧丹斯大學附設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楚爾安德森,本身就是遺傳性聽障者。);因為政府的重視,丹麥的助聽器等輔具研發非常蓬勃先進,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五的助聽器是來自只有五百萬人口的丹麥。
如果國內政府能如丹麥般大筆採購供給聽障者,就可以把助聽器的費用降到很低;如果能如英國、澳洲等國將聽力復健列入健保的一部分,甚至同樣可以吸引國外的公司來台量產、技術轉移。
丹麥Oticon公司 Eriksholm聽力研究中心Mr. Claus Elberling於助聽器博物館導覽時接受民視記者訪問。(上圖)
Eriksholm聽力研究中心Mr. Claus Elberling向媒體介紹丹麥Oticon助聽器公司之無回聲室(anechoic chamber)(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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