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全聾少女周婷婷的豐富世界
每年12月3日是“國際殘疾人日”，旨在促進人們對殘疾問題的理解，鼓勵人們維護殘疾人的尊嚴，保障其權利和幸福。今年，第十五個“國際殘疾人日”的主題為“電子溝通”，以提請人們注意獲得資訊和通信技術也是一項基本人權。
長久以來，我們常常把殘疾人的坎坷經歷描繪成一部自強不息的奮鬥史，但是在《牆角的小婷婷》一書裏，沒有血淚，沒有苦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普通女孩追逐快樂、追逐夢想的過程。聾是她身體上的殘疾，而心靈上她比很多健全人還要健康。
讓孩子們能夠對世界心存感激，像婷婷一樣，做一個自己快樂並給別人帶來快樂的人，這比取得多少榮譽都重要；讓父母們和教育者們能夠從全新的角度認識自己和孩子，孩子們幸與不幸的選擇權其實是掌握在我們這些成人手裏。《牆角的小婷婷》讓我們對教育有了新的認識，也有了信心。——編者
【線上閱讀】 除了聽，我什麼都能做到
她1歲半因藥物而致雙耳全聾，8歲竟能背圓周率小數點後1000位，16歲成為中國首位聾人少年大學生，21歲留學美國，24歲被美國波士頓大學錄取為博士生，她就是周婷婷。《牆角的小婷婷》一書記錄了周婷婷從出生到留學美國的真實故事，想要告訴你的就是：沒有不幸的人，只有不幸的教育！
在美國加勞德特大學的校園裏，聾人們不會從醫學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耳聾，更不可能把它當成一種“殘疾”。恰恰相反，他們把耳聾當成一種引以為豪的“文化”。我的很多同學，都對我打過“為自己是聾人而驕傲”的手語，這些同學，以自己的耳聾為驕傲！這種積極對待耳聾的態度，是我以前想都沒有想過的。以“耳聾”為驕傲的感覺，實在是讓我感覺好極了！我終於明白，有什麼樣的環境，就有什麼樣的人生態度。耳聾本身並不可悲，可悲的是世俗的偏見、環境的影響。——周婷婷
給我“布達”
我3歲多的時候還是不會說話，可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但全家人不死心，無數次指著鼻、眼、嘴，在我的耳邊喊，然而我對大人焦急的呼喊，常常不理不睬。
奇跡發生在一個下午。我指著床頭的餅乾盒子向奶奶比劃，奶奶抱起餅乾盒子，引導著：“餅乾！餅乾！”我伸著小手要，奶奶鐵了心就是不給。我“哇”的一聲大哭起來，5分鐘過去了，10分鐘過去了，半個小時過去了，一老一少僵持著。終於，我嘴唇嚅動了半天，吐出了兩個字：“布達。”奶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把攬過我，緊緊地樓在懷裏，並把整個餅乾盒端在我的面前。從此，我開始進入語言的美妙世界。當我能叫出“爸爸、媽媽、奶奶”時，一家人幸福地擁抱在一起又哭又笑，爸爸的大拇指豎得都有點抽筋了：“你不是天才誰是天才？”
烏拉！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爸爸無意中看到一本名為《幼兒才能開發》的小冊子，書中說到在日本小提琴教育家鈴木鎮一的培育下，每個學琴的孩子都能達到莫札特孩童時期的小提琴演奏水準。當有人問鈴木鎮一，為何所有跟他學習的孩子都能達到這樣的水準時，他說，他無意中發現，學習成績再差的孩子也個個能說會道。他恍然大悟，原來最好的教育方法，正是學說話、學走路的方法！
“只要用學說話、學走路的方法來教育我，我肯定也可以成為天才！”從爸爸開竅的那一刻開始，我的命運有了轉機，我真的可以幸福地在知識的天空翱翔了。
於是，在那段去上海針灸治療的日子裏，爸爸為我制定了非常詳細的每日作息計畫，帶著我復習功課，對我進行智力開發。他特意在作息計畫上加了很多“玩”的時間，我真是高興極了！
每天一覺醒來，面對明媚的陽光，我都要開心地說：“烏拉！新的一天又開始了！”而到了夜晚，我們父女倆開心地學習新知識，越學越興奮，常常進入了忘我狀態，好幾次都一邊學習，一邊不知不覺地坐到了桌子上、椅背上……
來到“聾人王國”
2001年，我考入世界上最好的聾人大學——美國加勞德特大學。在語言文化討論課期間，我們在學校的安排下看了一部很特殊的電影。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加勞德特大學建校100周年來，在聾人學生們的呼籲下，推舉出一位聾人校長——金·喬丹。當他被選為校長的時候，全校聾人為之歡欣鼓舞，覺得聾人終於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了！看著這部電影，我心裏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因為我從未想到聾人完全可以不需要聽人（即健聽人）的幫助，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金·喬丹校長還說了一句話：“聾人除了聽，什麼都可以做到。”
還有一次，我和兩個新朋友去遊覽華盛頓。這兩個朋友，一個隻會美國手語，一個隻會說中文，我成了兩個人的翻譯，一會兒說中文，一會兒打手語。沒一會兒，我就頭昏腦漲了，看來要能輕鬆自如地在兩種語言之間不斷地切換，真不容易啊！
然而，聾人朋友卻生氣了，還打著手語說：“我需要的是一字一句的翻譯！人家說了那麼多，你給我翻譯的，卻只是個大概，這不公平！”不公平？我怔住了。要知道在國內，很多人一起聊天，或者開會討論的時候，只要有人能主動告訴我他們所說的內容，哪怕是高度概括的寥寥幾句，我就會心存感激了，所以我以為這次的翻譯算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這時，聾人朋友又告訴我：“你不知道嗎？聾人和聽人一樣，享有聽到每一個資訊的權利啊！”我這才明白過來，的確，我周圍的手語翻譯都是逐字逐句地為聾人翻譯的啊！這樣才是對聾人的尊重！
在全新的環境中，我學習吸收著這裏全新的思想觀念。我漸漸明白，聾人也可以為自己的耳聾感到驕傲。因為在美國，很多聾人不僅沒有把自己的耳聾看成一種生理上的缺陷，而是看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那裏的聾人群體，有屬於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在美國多民族多元化的社會大熔爐中，聾人無疑也被當成一個少數民族來看待了。（摘自《牆角的小婷婷》，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0月出版）
【班主任的親筆信】我看牆角裏的小婷婷
那是12年前，我剛送走一屆高三畢業班，準備接高一新生，學校書記找到我說：“你們班來了一位雙耳全聾的學生周婷婷”。雙耳全聾？她怎樣聽課？無法聽課她又怎麼會在中考中以高分考上南京一中？（南京一中當時是我市四大名校之一）雙耳全聾怎樣能和其他同學交流？怎樣學英語？在學校餐廳她如何買飯？……一系列由於雙耳全聾引起的困難都在我腦中徘徊，該怎樣接納這位特別的學生？
開學了，當時我擔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新生入學報到那天，教室裏坐滿了新同學,婷婷坐在第一排，白淨的面龐，一雙大眼睛分明有一種困惑且有一分自信。我發現教室裏還坐著一位中年男子，一問才知，他叫周弘，是周婷婷的父親。據周先生介紹，婷婷在一歲多時因藥物導致雙耳全聾，現在須借助助聽器並觀察說話人的口型，才能很吃力地聽懂別人的話。那天我先作了自我介紹，並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人”字，就此講述了集體的形成及做人的道理，並沒有刻意表現出對婷婷的別樣關照。然而，聽完了我的話，我卻從婷婷微笑的眼神中知道她已經開始信任這個新的環境，在這個班級裏她不會因為“特殊”而受到“特殊”的對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明白周先生的用心，他沒有為女兒選擇聾啞人學校，就是為了給孩子創造一個跟正常人無異的環境。
我是物理教師，記得有一次講《動量守恆定律》，在課堂上，當我問“小球從高空墜地後會彈跳多高”時，全班只有婷婷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小球，當場為大家做了實驗。原來，為了做好實驗，她嚷著要父親陪她到南京夫子廟小商品市場買來兩隻橡皮小球，按照物理學原理自己設計了一個“超級小球”實驗，看著小球一蹦超出了尋常的高度，引起全班同學開懷大笑。好奇心引起了她對物理學的興趣，每堂物理課她都瞪著大眼睛仔細看著我的演示，仔細思索每一個過程，以彌補聽力的缺陷，如有不懂的，課後總會纏著我問個究竟，直到明白為止。
事實證明，婷婷在高中的學習成績非但沒有跟不上其他同學的步伐，而且各科成績都能名列前茅。興趣是學習動力的最強盛的來源，老師更重要的作用是啟迪學生對學習的愛好，挖掘學習的潛能。
在集體活動中，我和同學們也都把婷婷當成普通的班級一員看待。久而久之，婷婷也把自己當成了正常的學生，凡是集體活動，她都主動參加。比如運動會，人聲嘈雜的運動場上她聽不到跑步的發令槍聲，她就去推鉛球、跳遠，或者當啦啦隊，還積極地參與賽場的宣傳報導。
課餘時間，我們班和南京聾啞學校的一個班結成了兄弟班級，經常組織一些聯誼活動。我跟同學們一起騎自行車到聾啞學校去，婷婷也和我們一同前往，路上車來車往，我暗暗囑咐同學們將婷婷圍在中間，以免有什麼意外發生。在與聾啞學生做遊戲時，我發現婷婷的表現完全跟正常人一樣，那時真的感到萬分的欣慰。圖書館裏她跟其他同學一起閱讀；元旦晚會與同學一起包餃子；乒乓球台前常有她左推右擋的身影；課餘時間常聽到她爽朗的笑聲，她已經完全融入了高一（2）班的集體。教育讓婷婷的眼前飄舞著一隻蝴蝶，她把學習當成消化和呼吸一樣自然。
通過與婷婷的教學互動,我們發現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改變自我形象來改變自己的感受和行為,開發新的才幹和智慧。婷婷需要的是同學的尊重，而不是同情；需要的是同學的關心，而不是憐憫；需要的是人的自我發展空間，而不是同學把她作為“偶像”供奉。
在資訊化的時代，人不再是無奈的被製造者，有了更多自由發展的權利和空間，與其說是婷婷獲得了成功，還不如說是她找到自我發展的空間，作為她的班主任，我為她的成就感到高興，也希望更多的人和老師以賞識的目光對待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學生。
婷婷的經歷給很多身處逆境的人許多人生的啟示，“山高豈礙白雲飛，竹密何妨水流過”。在此，我衷心祝願她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斷地進取，去追趕那只五彩斑斕的蝴蝶。（作者系周婷婷的高中班主任 丁基泰）
【獨家專訪】 實現自己遙遠的夢想
本報記者 卻詠梅
當我遇到挫折時，爸爸說，你不是天才誰是天才。當我被“全國十佳少年”的光環籠罩時，爸爸說，其實你很普通。在一次次定位中——
兩耳全聾的周婷婷以《牆角的小婷婷》一書，講述了自己經歷的酸甜苦辣。近日，本刊記者通過電子郵件對遠在美國的她進行了獨家專訪。
記者：婷婷，你小學跳兩級，高三沒有讀就被直接被保送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又出國留學，你實現了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從小失聰的你動力從哪里來呢？
周婷婷：這個動力一部分是來自親人對我的支持和鼓舞，讓我覺得背後有堅強的後盾，才能大膽地走下去。小學第一次跳級，從一年級跳到三年級的時候，正趕上語文和數學兩門考試，我只得了60多分。我對自己幾乎完全失去信心，爸爸特意找了一張天才兒童行為表，指給我看每一條都與我相符，比如看起書來廢寢忘食，能講富有想像力的故事，善於動腦筋等。他對我說，你不是天才誰是天才。接著他又給我分析我為什麼沒有考好，把我低落的情緒完全調動起來，結果經過努力，下一次考試60分變成90分。
另一部分是我真的相信自己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從小我就喜歡給自己很多夢想，雖然在當時可能是很遙遠的夢想，但是卻相信自己只要努力，總有一天會實現的，結果真的實現了。所以，我覺得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夢想，就算是遙不可及，就算未來未必實現，但也是給予自己一個動力，一個前進的力量吧。
記者：你取得了很多榮譽，很多人都把你當成自強不息的模範，而你在書中流露出並不喜歡被貼上“自強不息”的標籤，為什麼呢？
周婷婷：因為我覺得“自強不息”這個詞語把人給理想化了，反而不可接近。其實每個人都是個活生生的人，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就比如維納斯的缺陷美。像我初中時被評為“全國十佳少先隊員”，一開始我不知道如何面對巨大的榮譽，而且我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能達到老師、家長的要求，漸漸變得煩躁。後來父親跟我談心，讓我認識到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孩子，不能要求自己十全十美。我只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和周圍人都一樣的、追求幸福快樂的普通人而已，這樣我覺得很輕鬆，也很自在。
記者：在書裏有一張你父親帶你去針灸治聾的照片，當時只有6歲的你忍受了針灸劇痛，你還把這張照片帶到了美國，只要看到它你就會覺得眼前的困難不算什麼。而你也寫到你的美國同學看到這張照片的反應卻大相徑庭，能談談差異何在嗎？
周婷婷：我覺得這主要是文化和觀念上的差異。在文化上，針灸是中國傳統的醫療方式，而外國人卻瞭解不多。而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美國是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各民族都比較包容，特別對殘疾人，更為包容和善待。那時我在加勞德特大學讀書，那個大學裏，很多人認為聾人也是美國社會多民族中的一支民族，並沒有把聾當成一種殘疾，而當成一種文化差異，就如同美國人說英語，中國人說漢語，聾人打手語，都被平等對待。當我的同學看到這張照片，對以這麼痛苦的針灸方式來治療耳聾的行為，感到不可思議，也不能理解。在他們眼裏，這是對聾孩子的一種生理上的摧殘，是毫無價值的。
記者：你從“聾人王國”———美國加勞德特大學教育管理專業碩士畢業後，又考入波士頓大學讀博士，我們都知道這兩所學校的差異是很大的，你為什麼做這樣的選擇呢？
周婷婷：因為我是個喜歡體驗生活的人，不會滿足於生活在一個城市裏，一個圈子裏。美國加勞德特大學是個聾人王國，我在其中已充分地感受到無障礙環境是什麼樣的。而據我所知，波士頓大學以前沒有招收過來自外國的聾人國際學生。在當時，我希望能走進美國普通大學校園，瞭解一下美國的普通大學教育，更想挑戰一下美國普通大學的學習生活。
記者：你現在在做什麼，將來有什麼打算？
周婷婷：我剛搬到三藩市，正在找一份工作，以積累新的工作經驗。
【海外專家連線】於無聲世界的聆聽
[美]吉羅德·費恩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讓那些看起來與眾不同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障礙，是沒有合適的老師，聾人雖然聽不見，但那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聆聽他們要說的話。
婷婷是個很有天賦並且非常優秀的女孩，作為她在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院的學術導師和授課老師，我感到很榮幸。婷婷並不是我的第一個聾人學生，在大學任教35年多，我結交了一些聾人朋友。不過，婷婷寫書並且出版了，他們當中很少有人能有這樣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婷婷想要訴說殘疾人個體所遭受的社會不公正待遇，這種動機非常令人欽佩，她為聾人所做的工作也非常令人感動。我相信，就像她所做的那樣，我們每個人都有道德上的責任，去與那些不公正地限制了聾人自我決定權的無知、偏見、歧視作鬥爭，也許沒有什麼比冷淡的沉默更令人憤怒了。聾人雖然聽不見，但那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聆聽他們要說的話。
在特殊教育課上，我的學生們要閱讀海倫·凱勒的《我的生活》，這本書展現了海倫·凱勒和她的老師安妮這兩位偉大女性的生活和工作。一個又盲又聾的孩子接受正規教育並最終進入大學，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安妮教了海倫12年後，20歲的海倫通過了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入學考試，並最終榮譽畢業。海倫·凱勒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一個很多人都拒絕承認的事實，那就是只要教育恰當，即使一個看不見或聽不見的孩子也能從教育中獲益。
讓那些看起來與眾不同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障礙，是沒有合適的老師。這個故事不僅是在講一個優秀的學生，也在講一個偉大的老師。教育那些起初看起來學習有困難的孩子的挑戰不在於是什麼使他們與別人不同，而在於是什麼使他們與別人相同。
安妮用恰當的方法教海倫讀和寫。對一個盲聾人來說，學會“W”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成就，學會“W-A-T-E-R”簡直不可能，可安妮對海倫嚴格要求，她用指語教會了海倫“water”這個詞。安妮用同樣嚴格的方式把數學、歷史、自然科學每一科目都完整地教給海倫。如果我們要確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就必須要聘用像安妮·莎莉文這樣的老師。沒有什麼法律可以保證學校提供優秀的老師，沒有什麼法律能激發學生學習，也沒有什麼法律可以克服偏見。學生在學校學習不好不是因為缺少特殊的教學計畫，而是因為缺少那些可以不受官僚主義的影響，自由地教孩子們的有才華的老師。
安妮·莎莉文那樣的老師應該有一種特權，能夠免受制度和法律所帶來的程式上的負擔，這種負擔同時分散了老師和學生的注意力。安妮堅持不讓海倫的父母干擾她的教學，她奉獻了她所有的時間和才能去教育海倫，每天都是。正是這種緊張、有技巧的教授方式打下了海倫發揮學習潛能的基礎，也成為她們日後深厚的師生友誼的基礎，沒有考試、沒有干涉的教學也是這種友誼能夠產生的原因。這種在美國歷史上非常少見的師生間的友誼開始於1887年3月3日她們第一次見面，結束於1936年10月20日安妮去世。
今天，我們似乎對師生間持久的友誼感到害怕。老師們以公正的名義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當必要的寬宏與對學生的偏向被混淆時，友誼就很難產生了。不同於海倫·凱勒所接受的教育，今天我們通過考試而不是個人成就來評估一個學生的價值。這種方式運用到極致就成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事實上，讓孩子們達到很好的學習狀態，像安妮幫海倫達到的，更多地依賴于友誼。
在討論課結束的時候，我做了個總結。教育好一個學生，比法律更能給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這時，婷婷發言了。她告訴我們，她小的時候聽爸爸讀了海倫·凱勒的《我的生活》。婷婷學到了一個道理，這個道理也是我一直教給學生的：“如果一個又盲又聾的孩子都能做到這些，我這樣一個只是耳聾的人一定也可以做很多偉大的事。”在很大程度上，婷婷的父親就是婷婷的老師，他們之間建立的友誼就像安妮與海倫之間的。
美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有了《特殊教育法》。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權法案》一樣，《特殊教育法》也是為了保護少數群體不受歧視和偏見，這些法律和它們所建立的項目挽救了數百萬殘障兒童。我們不再有大型的國立機構去收容那些殘障者，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大多數殘障兒童都可以進入本地的公立學校。我們需要這些法律——它們是必要的，它們克服了傳統的偏見，這種偏見認為，那些特殊的不一樣的人對每一代人來說都是個負擔。但法律是永遠不夠用的。
通過認真地學習海倫·凱勒、安妮·莎莉文和周婷婷等優秀女性的事蹟，我們能夠學到很多東西，從而去改進所有人的教育。([美]吉羅德·費恩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異域聲音】 我在聾人家庭中長大
[菲律賓]瑪麗亞
我來自菲律賓馬尼拉，現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聾人學校佛蒙特分校當校舍顧問，同時還兼職在三藩市一家社區服務機構做教導員，我和周婷婷曾經一起在加勞德特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我是在聾人家庭中長大的，我的父親、母親和姐姐都是聾人。我很小的時候就通過聾人教堂、聾人學校、聾人組織接觸到聾人群體，所以我知道菲律賓聾人所面臨的主要困難。比如他們接受外界的資訊總要比聽人慢一拍。聾人需要發展自我認識的能力：認識自己的長處、短處、信仰、價值觀和思想。長期以來，因為和人們交流上的障礙，聾人們一直在痛苦中掙扎。菲律賓手語組織在社會裏努力地發出聲音，他們通過各種社會活動，使菲律賓手語成為菲律賓的官方語言之一。去年，我收到了一些菲律賓手語組織寄來的書，這些書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離開菲律賓在美國生活好幾年了，我得知我的國家在手語書方面的發展是位於前列的。
我覺得，聾人不能期望人們做到理解聾人並因聾人調整他們的生活方式，但聾人需要教人們瞭解聾人文化，人們應該注重聾人與聽人之間的交流和理解，以達到較深層次的認同。培養有關的專業人員（比如手語翻譯員），將會有助於更好地理解聾人群體中諸多重要問題，這也將有助於引導聾人改善行為、發展人格、實現自我。
【相關鏈結】美國加勞德特大學的無障礙環境
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加勞德特大學創建於1856年，是一所世界性的聾人綜合大學，在校學生絕大多數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聾人，該校主要是培養特殊教育專業的碩士生或博士生。
既然學校的主角是聾人，這裏的無障礙設計就是一切為了聾人能夠無障礙地生活和交流。在美國，聾人手語是國家承認的語言。據說，各個大學都開設手語課程，手語的地位與其他的外語地位相同。在大學中，如果選擇了手語這個語種，那麼手語考試成績將計入總學分。
加勞德特大學滿校園的人都在使用手語，這是學校對在加勞德特大學學習和工作的人的起碼要求。學校郵局和圖書館工作人員即使是有聽力，在彼此說話時也用手語。電視節目帶字幕很普遍，大學內的電視臺裏是一男一女兩個學生用手語主持節目。學生宿舍的門鈴都是"燈閃"式！而"鬧鐘"則是靠床的振動。
聾人打電話也很方便，公用電話上裝有聾人用來打字的鍵盤，只要塞進硬幣，就可以在鍵盤上把自己要說的話打出來。在電話的終端有一項把文字轉換成語音的服務，受話方如果是有聽力的人，他聽到的就是正常的語音。
生活條件好的聾人還有自己的聾人電話，他們的尋呼機上就有打字鍵盤，收到傳呼，自己就可以馬上回話。
編輯手記
在策劃本期稿件的過程中，一開始極其順利。我們很快就聯繫上了正在美國就讀的周婷婷以及她的高中班主任，相應的專訪和稿件也都陸續有了著落。
然而，計畫中的約請美國特殊教育專家撰寫文章卻頗費周折。一開始，我們本想請婷婷曾就讀的、被稱為“聾人王國”的美國加勞德特大學校長金·喬丹來寫，他也是該校歷史上第一位聾人校長。但是因趕上美國的感恩節假期，婷婷給校長發出的郵件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正當我們準備放棄時，婷婷向我們推薦了她讀博士的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院吉羅德·費恩教授。希望又被點燃。在一次一次的郵件往來中，在聽完婷婷的書籍內容後，費恩教授終於接受了約稿，但要求所有文字修改都須經過他同意，我們答應了。
費恩教授第一次寫來的文章有3000多字，由於版面的限制，必須被縮減到1500字左右。我們本打算幫他刪減好後再請他過目，而作風嚴謹的他為了保證自己的意思能夠準確地傳達，執意要自己來縮減。在最後要求的時限裏，他將改好的稿子發了過來。這篇文章絕非泛泛而談，見解非常深刻，可見教授花費了心思。最後，他希望我們能在報紙出版前發給他小樣，並特別要求報紙一定要給他寄去一份以收藏……
令人高興的是，就在我們的報紙快要送到印廠之時，我們接到了婷婷從美國發來的郵件，她告訴我們，她剛剛在三藩市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將開始體驗新的生活……
《中國教育報》2006年12月14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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