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20天,台北的聽障奧運就要開鑼了。
說實在話,辦不辦的好都無所謂。因為直到目前為止,我似乎沒有看到台灣的聽障人士對此大會有何意見、我沒看到台北市或台灣對聽障人士有何介紹、讓大眾多瞭解一下台灣聽障人士的情況、我似乎沒看到聽障奧運對台灣的聽障人四是有何實質的貢獻。
說實在的,這是場聽障人士的運動會,可是在我的映象中,好像從宣傳到開幕大典都是以一般人為主。台灣的聽障人士在哪裡?對聽障文化的宣傳在何處?
在我的記憶裡,台灣多半民眾稱聽不見的人叫「聾子」(這還是比較好聽的話)。後來有人稱其為「失聰者」,所以台灣幾所「啟聰學校」。如今改稱為「聽障」。確實,現在已經比以前好了。我還記得小時候在菜場裡聽到有人說:小心,不要碰到他們,聾啞會傳染。
我曾經和一群德國的聽障者一起旅遊,他們一群失聰的女孩子也是被揹包族,暑假時大夥一起遊歷德國鄉間,夜宿青年旅館。他們的整個行程幾乎沒有任何障礙──儘管走在路上,還是有些路人側眼看他們、還是和他們保持一些距離。也讓他們必須更靠自己看地圖、減少詢問路人的次數。
星期天我經過一條商店街,看到一對聽障人士[從他們身體間的距離來看,應該不是情侶、就是夫妻]在挑耳環,他們倆打著手語,老闆則一邊拿著耳環,臉上則有緊張、不知所措的表情。
看到此幕以後,我有些緊張。要是聽障奧運期間有不少聽障人士一起行動,或是有些他國的聽障人士要逛街購物的話,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前段時間讀了一本美國作者寫的一本父母的傳記,特殊之處在於他父母是聽障人士,他和弟弟則聽力正常。
Myron Uhlberg的《Hands of my father: a hearing boy, his deaf parents, and the language of love》(2008年出版)。
作者Uhlberg出生於1933年7月1日的紐約布魯克林區。根據一篇訪問,他說自從大學畢業後,就從事成衣買賣的生意,一幹就是40多年,直到他62歲退休為止,他從沒有動筆寫過文章,唯一的例外是每個月簽贍養費給兩個前妻。
突然在退休的第2天,他決定要有個事業第2春─成為作家。不斷的嘗試下,他出版了幾本有關聽障的兒童書。直到他的老母親問他:「你寫了聽障的兒童書,何不寫一本你爸和我的故事呢?」所以,這本給成人的書就如此出現了。
Uhlberg的父親Louis出生於1902年、母親Saraah出生於1906年的紐約。祖父母是來自俄國的猶太移民、外祖父母則是來自匈牙利的移民。Louis和Sarah都是在嬰兒時發高燒,結果喪失聽力。他們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失聰的原因,結果讓他們在家中也無法和家人溝通,尤其是Louis的父親在生前根本沒有還自己的長子有過任何互動。
等到了入學年齡,他們兩分別被送進長期住校的啟聰學校。終於有機會與其他失聰人士見面,不用身處在完全無聲的小世界裡。可是當時美國的啟聰教學者主要是有聽力的人,他們教導失聰小孩如何說話,反而禁止學生學習任何型式的手語。只有在宿舍裡,學長教學弟手語,如此,他們才有個可以輕鬆溝通的方法。
當年的啟聰學校也是職業學校。大眾認為任何型式的障礙都是代表一個人智力有問題,只能從事最低的職業。所以,Louis被訓練為一個印刷工,後來在紐約日報工作。他在同一個工作崗位上一做就是40多年,可是他薪資比正常工人低,他的同事又不願和他往來。他的父母也認為他有缺陷,應該如此終老一生。
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Louis決定自己有能力養活自己、養活一個家庭。他定下心要找個同樣是失聰者的太太。兩人結婚後,決定生小孩,雙方家者都不贊成,他們一方面不認為兩個聾子如何照顧小孩、又怕下一代會遺傳失聰的問題。不過,夫妻兩堅決要有個小孩,所以在結婚9個多月後,作者誕生了。
這本書是作者描寫他父母和他如何度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在紐約的故事。他有時氣憤外面的人如何歧視他父親─即使是雜貨店老闆都不願意賺他的錢─就只因為他是聾子。有時候他也怨嘆自己小小年句就成為照顧負父母、替父母與外界溝通的媒介,根本沒有自己的生活。
在聽障運動會之前,我想這是一本很值得看的書。大家應該瞭解一下聽障人、他們的兒女的故事。
"My voice is in my hands," he said. "Dirty hands do not speak clearly and with beauty. My hands must be clean, must always be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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