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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平穩馳行在開往重慶市區的高速公路上。梁輝雙手自如地掌控著方向盤,兩隻眼睛盯著前方的柏油路,適時往後視鏡方向切換視線。

他的眼裡只有前方的道路,那條藍灰色的路像地毯一樣飛速滑向身後。

車內坐著他的三個親戚​​,兩個嬸嬸和一個姑媽。她們旁若無人地聊天,其中一個人說,他很聰明,頭腦靈光,只可惜聽不到了,也不能說話;另一個說,我經常坐他的車,他駕駛技術很好。

親戚們講述著梁輝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角卻置身於另一個世界。

自由的人

梁輝是一名聾人司機。擋風玻璃蒙上一層薄薄的灰塵,他用雨刷掃了幾下,確保視線清晰。

駕駛汽車讓他覺得自由,車內是他的世界,外面的嘈雜和喧囂都被屏蔽掉。

汽車經過一個服務站時,梁輝將車停靠在那裡的空地上,等親人下車後,他下車倚靠在車門邊,點燃一支煙,睥睨著公路上來往的車輛,那些轟轟隆隆的汽笛聲,人們彼此交談的粗糲聲,都無法侵擾他。

幾分鐘後,親人們從衛生間出來,陸續上車,梁輝掐掉那支還剩下半截的紙菸,鑽進車裡。

高速公路上車流如織,梁輝已經在這條綿延百里的公路上往返數十次。開離服務站後,他踩了一腳油門,車速提升至100公里每小時,他握緊方向盤,迅速變道超過了前方車輛。

繁華的城市街道禁止車輛鳴笛,眼睛是梁輝最重要的依靠。開車三年,他沒有發生過事故。

視覺中國資料圖

去年,一個朋友告訴梁輝,可以開網約車掙錢。他每月工資3000多塊,負擔了生活所有開銷,養孩子,房貸等,他需要有額外收入。成為滴滴司機對他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一年多下來,他利用周末和節假日時間跑滴滴,每天最多接20單,陸陸續續,他接單130次。

但這個軟件上並沒有​​用於聽障人司機和乘客溝通的設置。為了避免接到乘客後的尷尬,梁輝通常選擇在離乘客還有幾百米距離時主動告訴對方,自己有聽說障礙。“一些人可以理解,但一些人不能。”

每次,他只能根據導航上的指示行駛,按圖索驥。接到客人時,他避開對方的目光。但導航並非次次都能將他準確無誤地帶到乘客身邊。有時候,他到了導航上的地點,但並沒有見到乘客。或者,乘客打來電話,他只能掛掉。訂單取消。他被乘客投訴。他無法向任何一方解釋。

意外的情況無可避免地發生。有次他沒有接到乘客被投訴,乘客在投訴理由中寫道:“司機接駕路線與導航路線不一致,聯繫不上司機。”

他沒有辦法輕描淡寫地忽略那些不友好。梁輝在申訴理由中寫道:“因為我的車左後視鏡壞意外(意外壞掉),我已經給乘客說不好意思,請求取消。怎麼給我上訴責任(怎麼會上訴我),我委屈。希望乘客理解我。”

手語難免限制他表達自己,文字也不是他擅長的方式,他只能乾著急。

滴滴客服打電話給他,他只能掛斷。最後的結果是,他被認定誘導乘客取消訂單。因為投訴,他的服務評分從95降到91。

他為此悶悶不樂。

聽障學員

知道聾人可以考駕照時,梁輝想,這個社會對所有人應該是公平的,正常人可以學車,聽障人也可以。

那時,全國針對聾人學車的駕校只在北京有三家。2013年夏天,梁輝登上火車,一路北上,抵達北京一家駕校。那天,一個人帶著他到醫院體檢,他戴上助聽器,醫生讓他判斷3米內的聲源方向,相應地舉起左手或右手。幸運地,他通過了體檢。

學開車對梁輝來說並非難事,他用眼睛去看,去聽。教練用簡單的手語加文字和他溝通。十三天后,他順利通關,科目一和科目三都是一次通過,如願拿到駕照。

根據2016年公安部最新修訂的《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有聽力障礙的機動車駕駛證申請者兩耳分別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別聲源方向,佩戴助聽設備能夠達到以上條件的,可以申請小型汽車、小型自動擋汽車准駕車型的機動車駕駛證。

這意味著,只要通過體檢,聽力受損的人也有機會學車。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推算2010年末我國聽力殘疾人士大約有2054萬人。

在梁輝學車的駕校工作十七年的經理魏凡說,駕校每年都四五千聾人報名學車。教練經過手語培訓後,能和學車的聾人交流,“在他們上車之前,先告訴他哪個是離合器,哪個是剎車,哪個是油門。”

在這所駕校學車的聾人中,考試通過率在90%以上。學車的年輕人居多,25歲以下的佔60%。

北京的一所駕校裡,聽障學員在交流駕駛技術

38歲的教練楊洋在駕校工作多年,長期在太陽下曝曬,他的皮膚變成小麥的顏色。在第一次接觸聽障學員時,楊洋心裡疑惑,擔心聽力會成為他們學車的障礙。那時他尚不會手語,所有的教學內容都依靠紙和筆,密密麻麻的字寫滿整本筆記本。

路面考試時,他們把語音指令全部做成A4紙大小的紙張指令,考試時通過舉牌提示下一個考試項目。那批聽障學員都一次性通過了考試。

楊洋發現,這些學員學習專注,手腳協調能力強,“雖然聽不清楚,但是他們雙眼一直在看左右後視鏡,跟後車保持距離踩剎車。”他心裡的顧慮逐漸打消。

“其實聾人佩戴助聽器後,只要能聽見喇叭聲,就可以通過倒車鏡觀察路面,從而採取措施。”楊洋說,因為聽不見,他們不會在開車時打電話或者聽歌,精力更加集中。

在教學過程中,楊洋萌發了對手語的興趣,他會向學員請教踩油門、剎車、踩離合、抬離合、踩剎車、松剎車等常用的手語,也會從網上找來教程,空閒時琢磨一番。

沉默的人

北京的一所駕校裡,聽障學員在交流駕駛技術

這家駕校的咖啡廳每天都會聚集一群前來學車的聾人,他們圍坐在一起,討論很多開車的細節。

楊丹圍在他們中間,用手語快速比劃著,在一張考試道路模擬圖上,用一輛模型汽車熟練地滑出行駛路線。更多時候,她安靜地坐在一旁看別人說。

前一天因為生病,學習耽擱了。這天,她要學足12小時。“現在學車方便多了,手機打字就能快速表達自己的想法。”教練在手機上寫下她當天要練習的內容,包括倒車入庫、側方停車、曲線行駛、坡道定點、直角轉彎。

讓她感到焦慮的是,掌握不好踩踏汽車離合器的節奏,導致車速不穩。至於坡道,側方位停車,倒車入庫,她都信心十足。

她把4厘米長彎鉤形的助聽器放在耳廓後,這根塑料管能將微弱的聲音傳送到她的耳道。但長時間的佩戴會讓她感到暈眩。

楊丹35歲,她的聽力損失在90分貝以上(極重度聽力損失)。一場疾病奪去了楊丹的聽說能力,她在兩歲時高燒不止,父母帶她到鎮上的衛生院治療。那裡設施簡陋,醫生給她注射完之後,她就再也聽不到聲音。父母帶她到外地的幾所醫院治療,但絲毫不見起色。

“她是個啞巴!”孩子們,包括一些大人彼此竊竊私語,人們嘲笑她不能說話,以為她不知道,其實看他們的神情,“其實我看著她們的神情,就知道與我有關了。”

梁輝和楊丹有相似的經歷。三歲時,他感冒發燒,沒有人把它當回大事。後來高燒不退,母親天天抱著他往醫院跑。十幾天過去,燒退了,但耳朵聽不見了。

那是他們全家人聽過的最絕望的消息。母親整日以淚洗面,沒有一個勵志故事可以緩解她的悲傷。

梁輝記得,在他六歲時,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某些方面“與別人不同”,“別人的嘴巴可以說話,耳朵可以聽到聲音,而我卻不能。”他問過母親,為什麼他是聾人而別人卻不是。母親只能告訴他,因為他生了一場病。

再大一點,父親帶他到更好的醫院看病。在醫院走廊,他只看到醫生搖頭,父親低頭。他再沒問過父親檢查結果,那年,他六歲。

從此之後,他的世界就是安靜的,沒有一絲聲響的靜。

喪失聽力奪走了他自己表達的權利。同村的男孩欺負他,孤立他,他只能趴在窗口,看村里的孩子們在大槐樹下玩老鷹捉小雞,或者躲在家裡不出門,盯著黑白電視機的畫面,看裡面的人無聲地動來動去。

七歲時,梁輝被父母送到聾啞學校。在那裡,周圍都是跟他一樣的人,大家用手語交流,表達想法。他學習語文,數學,體育,畫畫,最喜歡的是美術課,用畫筆在粗糙的紙面上畫飛機,坦克,導彈,跑車,畫自己想要的一切。

那個時候,他像是自我孤立的一座島。慢慢地,習慣了不被人理解的現實,別人說什麼都冷冷地回應。

有一天,他在清晨醒來,突然發現自己可以聽到外界的聲音,是一陣刺耳尖銳的模糊音浪,他無法準確地描繪那種聲音,等他緊緊抓住母親的手,那聲音消失了。他驚醒了,發現是一個夢。

天未亮,他依然被黑暗包圍。接著,他又用力閉上眼睛,想回到那個夢裡。

被忽略的人

學駕照不是梁輝第一次到北京。更早的一次是在他15歲時。初中畢業時,他打算到重慶的聾啞學校讀高中,一個長相憨厚的中年男人說可以帶他找工作,他懵懵懂懂跟著上了火車,最後才發現終點站是北京。他被騙了。

男人把他帶到一個寬敞明亮的房間裡,裡面住著二十幾個和他一樣的聽障人。有男有女。男人把他帶到人群密集的商場,告訴他,他的任務是偷錢。偷完錢就飛快地跑開。那些錢他沒得過一分,直接上交給了團隊的“骨幹”。

反抗的結果就是一頓打罵。跟著男人半年後,有次他在街上行竊,被警察抓住,帶到派出所,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違法。他告訴警察,自己是被騙到北京的。他想回家。

在派出所待了兩天后,他見到了父親。他的目光和父親的眼神相撞,又迅速避開。他害怕父親打罵他,但父親只拿起一支筆,在手上寫道:不能偷東西,小偷可恥。他不停地點頭,用盡全身力氣。警察送他們父子到旅館住了一晚。

第二天,父親帶著他坐火車到雲南,他幹活的工地上。梁輝想工作,父親說他還小,只需幫家人煮飯打雜就好。但他內心篤定,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那年回重慶老家過完春節,他就決定到外地闖。

梁輝嚮往外面的世界,他想掙錢,證明自己。他獨自跑去過山西,廣州,江西,陝西等地方的一些城市,試圖在混沌中摸索出自己的人生。他去過汽車廠,電子廠,火鍋廠,但不是工資太低就是被人拒絕,他有時覺得,自己是常人世界中“被忽略的人”。

如今,滴滴司機之外,梁輝是一家電器廠的計件員,每天8點上班,一直到下午6點。回到租住的單身宿舍裡,他躺在床上,什麼也不干,盯著天花板發呆。被區隔的環境讓他覺得沉悶。他想自駕到西藏旅行,去看那裡的天空和雪山。

人生30多年裡,失去聽力是他遭遇過的最大不幸。有時候他會想,如果不是因為聽力出問題,他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他曾努力地去感受聲音,即使雙耳佩戴著價值高達萬元的助聽器,他的聽力依舊無法接近正常人的水平,只能對汽車的喇叭聲和歌廳震耳的樂聲有微弱的感覺。他無法去形容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聲音,但這些聲音會讓他感到頭暈,往樂觀的方面想,“我生活在一個安靜的環境裡”。

梁輝和妻子都是聽障人,讓他感覺幸運的是,兒子能夠健康活潑地長大,唯一傷感的是,他沒有辦法聽到兒子喊他“爸爸”。

視覺中國資料圖

掌控自己

楊丹是一個小個兒的姑娘,長著一張輪廓分明的臉,皮膚是沙灘的顏色,在她成長的過程中,常常有人那麼說。

她在台州一所聾啞學校讀到初三。父親有了其他女人,拋棄了母親,她和弟弟。父親離開後,家中失去主要經濟來源,為了供養弟弟讀書,她主動輟學,到一家包裝廠上班,成為流水線上的工人。

20歲時,她買書自學五筆輸入法,應聘到一家工廠當電腦打字員,負責錄入產品的條碼和入庫單,待遇還可以。她一直試著掌控自己的人生,學車考駕照也是她堅持的選擇,雖然當初有不少朋友勸她放棄。

楊丹無畏而活潑,在聾啞學校時就有很多男孩追求,但她統統拒絕了。那時她期待的愛情還沒有出現。

直到在工廠遇到如今的丈夫。丈夫是能說能聽的“正常人”,在這之前,從來沒有一個正常人如此耐心地對她,聽她傾訴,讓她感覺到一種可知而不可言的滿足感。

有“差距”的愛情注定受到阻礙。楊丹最開始和丈夫交往,丈夫的父親極力反對,甚至要斷絕父子關係,但丈夫堅決要娶楊丹。父子冷戰了一段時間後,父親妥協了。

作為一個身體有“缺陷”的女孩,她交到了幾個能說能聽的朋友,他們從她那裡學會手語。她對自己能遇到“正常人”丈夫,生下健康的孩子,視作人生最大的幸運。

她不想用自己的悲傷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這並沒有把我所有的快樂都從生活中帶走。”她的身上帶有一種令人欣慰的美麗和樂觀,“至少,我睡覺的時候,沒有任何打擾的聲音。”她將自己的身體向前傾,轉換成適合長談的姿態。

那天,北京的氣溫40度,陽光的熱量斜斜地投射下來,她的臉龐緋紅,像熟透的蘋果。

楊丹的科目二考試敗下陣來。她太過緊張,教練發號施令之後,她身子開始發抖,導致考試過程中幾次熄火,她急得冒汗。

她第一時間將失敗的消息告訴丈夫,丈夫安慰她說,你盡力了,事情總有意外。家裡已經買了一輛小車,她想親自開車送兒子上學,或者出去遊玩。等到十月,她再重返北京,繼續考駕照。

在不用上班的時候,楊丹就專心陪兒子。兒子抱著她從北京買回去的小熊,用被子蓋住它,輕輕拍打它,像對待另一個小孩一樣。

楊丹靜靜地看著他,跟著他笑,從學車的疲憊中緩過來神來,一頭扎進她正擁有的幸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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