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經常因為房租問題被迫遷徙。去年，它像一枚圖釘，從地圖上的一個點被拔起，摁進現在的地方。這是它第六次搬家。
這棟處在城鄉接合部的3層民房，在貨車、農用車、牛車、馬車奔跑的公路旁。坐在教室里，每隔一段時間就能聽見3米外火車撞擊鐵軌的聲音。繞到學校後面，是一大片荒地，穿過黢黑的隧道，再走上10來分鐘，便到了另一條馬路。
周圍環境對學校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學生和老師都是聾人，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校，手語是這裏唯一通用的語言。
老校長何興武大多在學校需要「物資」時出門。他蹬著人力三輪車撿過菜市場的剩菜葉，拉過高新區的鋸木屑，到舊貨市場淘學校需要的二手床。
老師們不拿工資。何興武的愛人被學生們稱呼為「師母」，負責學校後勤。74歲的余希建比何興武小2歲，在退休后加入這所學校，教語文和數學。
生於1988年的鄔凱旋在這裏待了16年，她從這裏畢業，又回到這裏。最年輕的教師李尚津是95后，去年在網上尋到學校的信息，抱著「改變聾人教育現狀」而來。
2006年，何興武的兒子何彪來了，成為這所無聲學校里唯一一個聽說能力健全的人。他想幫父親把學校辦得好一些，「至少不要太苦」。
1
拔出鐵柵欄內側的插銷，推開一米寬鐵門，便進入了學校。
除了房東的狗和一隻乖順的貓，沒有人察覺到訪客的到來。
學生們都在3樓上課，分為低年級班和高年級班。教師李尚津講著六年級語文課文《草船借箭》，他掄圓胳膊在頭上畫個圈，左手握拳敲下右手掌心，踮起腳，喘著粗氣，佯裝奔跑，兩隻手靈活地在空中變出「曹操」「周瑜」「吃驚」「希望」等學生需要識讀的詞語。
五年級學生悶頭算著數學題，偶爾也會走神兒「聽」一段兒草船借箭的故事，興奮地打著手語回應，喉嚨里不時發出聲音。
四到六年級的同學能與人寫字交流，但是文字與手語建構的溝通總有差別。來的人寫：「在這裏讀書開心嗎？」一個女生寫下：「在這裏讀書使我很開心。」再追問：「有什麼開心的事？」她想了一下，把上一句的答案又抄了一遍。
學生吃住都在學校。有的孩子能在寒暑假和法定節假日被父母接回家。也有被遺忘的，只有過年才有機會回家。
升級和畢業都由老師考核認定。基礎不好，四年級得讀3年；進步快，一年後能跳兩級；也可能某一年，一個畢業生都沒有。
年近80歲的老校長何興武戴著老花鏡，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聽課。「長期生活在這個特別的環境，感受不一樣。用一個詞語來說，『我們是另類的人』就行了。」何興武寫道。
2
學校創辦於1994年。打那時起，周邊農村的300多個聾孩子扛著鋪蓋，陸續來到這裏。
何興武見過十七八歲、二十幾歲被送來讀一年級的聾孩子。在農村，水牛和黃牛是家中貴重的資產，要有專人看管。這些孩子在家裡負責放牛。每天早晨，他們將幾塊煮地瓜放進乾糧袋，太陽下山前再趕著牛回去。來上學的前一天，有孩子對著牛抹眼淚。
也有光著腳板來學校的。除了上課、吃飯，他們大部分時候喜歡待在操場旁的樹上或籃球架上，「像野人一樣」。
2006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表明，全國有殘疾人的家庭戶共7050萬戶，佔全國家庭戶總戶數的17.80%，農村殘疾人口為6225萬人，佔全國殘疾人口的75.04%。12.95%的農村殘疾人家庭戶2005年人均收入低於683元。15歲及以上殘疾人文盲人口（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3591萬人，文盲率為43.29%。
學校招收學生不設門檻。家裡特別窮的，不收費或者學費減半，超過學齡的孩子也收，父母要外出打工，一年只能接回家一次的也留下。還有一些，是「家裡多餘的人」。
何興武的兒子何彪記得，一年端午節假期，有個家在市裡的孩子許久未見到父親，想回家看看。能回家的孩子老師們很少阻攔。
幾個小時后，這個請假的孩子又出現在了學校里，獨自坐角落裡抹眼淚。「我繼母讓我趕快回學校去，」他用手比劃著「說」，「她說我們給學校交了生活費的喲，怎麼能回家裡來吃飯。」
何彪在電話裡問這位繼母：「他不可以回家嗎？他回家住一晚，明天你們全家來學校吃一星期！」
看他拿著手機情緒激動，學生拉著他的衣角，「老師，不告狀，不說了。」
學校還收了4名智力障礙孩子。最小的來時只有4歲，患有先天性精神病，被公益組織發現時，她已被關在小黑屋裡多年，「像狗一樣」。
學費收不上來，學校窮得「賬上一直是負數」。何興武和愛人把工資都墊進了學校，另外3位老師也不拿工資。
徐茜茜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校長的人力三輪車。多年來，為了省菜金，何興武蹬著車到20公裡外的蔬菜批發市場買菜——其實多數是撿些人家不要的菜葉，每兩周去一次，往返需要4個多小時。
何興武採買回來，學生們一窩蜂圍上去幫忙。那些破菜爛葉攤在地上，學生和老師蹲成一個圈拾掇起來。
有一年開春的採購，何興武連人帶車翻在了路邊，菜灑了一地。他自己坐在辦公室擦紅花油、紅藥水。
「我作為過來人，深知聾殘人在這個無聲世界里所受到的痛苦和無形的無奈。」何興武寫道，「為了這些孩子，我別無選擇。」
3
何彪第一次見到這所學校是在2005年，他從深圳回南昌省親。一片雲霧繚繞中，他打遠兒看到一條印著校名的紅色條幅懸挂在二樓。
走近才發現，白茫茫的不是霧氣，是一樓的作坊在生產膩子粉。他撩起衣服，捂住鼻子和嘴巴，眼睛眯成一條縫，直接奔上二樓。
教室門窗緊閉，學生們在上課。他使勁砸門，試圖讓殘存著微弱聽力的父親何興武聽到。
「你們就在這種地方上課？你們活這麼大年紀無所謂了，孩子們還小，天天吸這個粉啊？」他沒好氣地問。
「我們這裏挺好啊。」何興武見到兒子一臉驚喜，堆著笑說，「門窗都關得好好的，不要緊。」
5月南昌的氣溫已超過30攝氏度。教室頂上的舊吊扇晃晃悠悠地轉著。
宿舍里的床高低寬窄各不相同，沒有兩張床是一樣的。學生從家裡帶被子。何彪捏了捏被子，很多被子中間空蕩蕩，頭上一點棉絮，腳底一點棉絮。有的床單舊到不能再舊，輕輕扯一下就要碎掉了。
午飯時，何興武留他在學校吃飯。一盆白菜燉豆腐塊，沒什麼油星。他就著父親從家裡帶來的辣椒醬，看著孩子們吃得狼吞虎咽。
「孩子們都在長身體，你給他們吃這些真是好狠的心喲！」何彪忍不住和父親爭吵，「回去吧，別辦了，別把這些孩子坑死了。」
何彪回到深圳后不久，學校又一次被「趕走」。何彪幫父親找場地、籌措經費，還了之前欠下的2萬多元房租。2006年，何彪辭了銷售經理的工作，拎著幾個包，帶著妻子和兩歲的兒子回到了南昌。他找了份時間相對自由的工作，方便幫父親打理學校。
替父親去教育局開會，給來學校做公益活動的大學生、志願者當聯絡員和手語翻譯官，何彪成了學校里唯一聽說能力正常的人。
4
讓何彪下定決心回來的，是他發現普通人輕易能做到的事，在聾兒眼中卻是「天大的困難」。
「很多孩子一年才能見父母一面，家長都不來接，讓他們自己回去。」從學校到汽車站，再坐上回到家鄉正確的車，對於聾啞孩子來說是一件非常難的事。何彪幫他們買好車票，送上車，再電話和他們的父母聯繫。
他給每個學生都發了一個小牌子，上面是自己的聯繫方式。何彪告訴學生，這是應急時用的，「如果你寫不好字或者人家不懂手語，就把這個給他」。
第一個打給何彪的，是上海市一個派出所。一個畢業生離開學校，被騙進了一個盜竊團伙，接受審訊時什麼都不說，只提供了何彪的電話。
「他也知道父母的電話，不敢說而已。」何彪又氣又恨，「這時候就知道老師比他父母還好。」他聯繫孩子母親，電話那頭撂下一句「這孩子我們管不了」。
何彪買了當天下午的火車票，第二天天蒙蒙亮時，到了上海，把孩子接了回來。
何彪行伍出身，身材魁梧，說話的時候底氣十足。有陌生人在校門口轉悠，想接近學生，他黑著臉罵走。
「你看我，看看清楚啊，我原來是軍人，現在是這個學校的老師。你不要搞錯了啊，你如果想帶壞我們的孩子，當心我扒掉你一層皮。」
他知道的另一所聾校，有一次同時被拐跑7個學生。
「為什麼這些孩子到社會上就會被騙走？」何彪問自己。他不得不承認，學校更像一個封閉的世界，孩子突然進入環境複雜的社會，很難適應。
李尚津在文章里寫道：「在特殊學校，學生只在同質群體里組成關係網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下進行社會化，從而創造了一種殘缺、封閉、狹隘的環境。」
有受騙的畢業生告訴何彪，騙自己的也是聾人。那些聾人告訴學生，老師很笨，不要相信他們，跟著自己走就能吃香喝辣。有的學生信了，跟著走了，到頭來發現，對方是一個盜竊團伙。
逃回來的學生描述，自己如何被教兩隻手往開水裡放，練習抓肥皂，如果不去偷盜就沒有飯吃，會被打。何彪氣得跺腳，有幾次被氣得說出「你們簡直是豬」。「我說過多少次，天上不會掉餡餅，不要相信那些人的鬼話！」
何彪搞不明白，為什麼聾啞人騙聾啞人更容易。
類似的案子並不少。2018年，長沙嶽麓公安分局牽頭破獲的「龍盈」投資詐騙案，受害人幾乎全都是聾啞人，涉案金額5.8億元，而主要嫌疑人就是聾啞人圈子中頗有影響力的聾人企業家。
何彪想過，辦一個針對聾人的再教育基地，幫助他們認識社會，也讓聾啞孩子走出學校的時候有保護自己的本事。
5
學校畢業的孩子，多數回到農村，少數城市孩子待業在家，只有極少數人在社會上工作，缺乏「穩定的工作和社會關係」。
學校的高年級數學老師鄔凱旋曾是學校最優秀的學生之一。2002年她從這裏畢業，何興武推薦她去讀初中。後來，鄔凱旋在中等專科學校學了計算機，在外短暫工作一段時間后，又回到了這裏做老師。直到現在，她已經在學校生活了16年。
在學生們眼中，小鄔老師「懂很多東西」。她平時喜歡看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和NBA，「主要看他們的『戰術』」。
學校的新地址沒有了操場，除了定期由老師帶著去附近公園玩耍，學生幾乎不出門。他們喜歡看《老夫子》漫畫書，擰魔方，在手機上看一些搞笑視頻。微信好友除了家人，大部分都是聾人。
放假回家，待上兩三天便會覺得無聊。父母們沒有學過規範的手語，近一半父母不識字，和孩子的交流僅限於吃飯睡覺。
三聯學校里至今有5個畢業生不願意離開。有畢業生已經成長為工廠的業務骨幹，有望成為「既懂手語，又有技術知識」的管理人員，但還是辭職了，原因至今也不願意說；也有的受不了工廠「每天只能上3次廁所，每次不超過5分鐘」的規定，干一段時間便又回到了學校。
畢業生徐三毛，兩年裡做過六七份工作，現在在南京做外賣騎手。在學校的微信群里，徐三毛不時把送餐路上拍攝的小視頻、顧客寫的好評截圖發進群。「想到更多地方看看。」他告訴何彪。何彪一面擔心他做騎手的交通安全，一面覺得他應該儘快穩定下來，沉下心來在一個行業發展。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務中心主任彭海惠9年前關注到三聯特殊教育學校，甚至還搬進學校住了小半年。
彭海惠清點學校的物資，發現書包和筆「泛濫成災」，這成了他日後公益培訓的經典案例；愛心人士捐來了900多件衣服，學生和老師們歡喜地領回去；在一次全校大會上，他讓學生在黑板上寫，「我們的困難」「我們需要什麼」，他拿這些需求去找公益組織和愛心企業；他也為學校建立了博客。
那一年，學校的辦學狀況有了明顯好轉。也有媒體扛著攝像機來採訪，拍紀錄片，還有更多的公益組織聯繫到學校。
2010年，20多名孩子在愛心人士的幫助下，從南昌坐卧鋪去上海看世博會。「我從來沒看過那麼大的城市，那麼高的樓。」徐茜茜用手語「回憶」著。
何彪感覺有了希望，和彭海惠討論學校與學生的發展出路。
他們研究《江西省殘疾人就業辦法》，企業安排聘用殘疾人就業，可以享受免交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和減免企業所得稅等社會福利政策。但也發現，有的企業為了享受政策，象徵性地聯繫幾個殘疾人名額，但並沒有安排他們上班，讓他們待在家裡，照發工資。他們依舊遊離於社會和人群之外，被進一步邊緣化了。
彭海惠和何彪希望學校向聾人職業技術培訓方向轉型，等孩子們畢業了，能真正進入企業工作。
為了試驗想法的可行性，何彪選出優秀的學生，課餘時間帶著他們去撲克廠、手機充電器廠實習，從事簡單安全的勞動。裝一箱撲克得0.5元工錢，有學生一天可以裝70箱，相當於廠里有八九年工齡的工人。廠長驚喜地告訴何彪，「你們的學生有多少我們要多少！」
而去廣告公司實習的學生，因為不善於和客戶的「人情」交流，碰了一鼻子灰。
這項技能培訓規劃因遲遲未找到資助而宣告「破產」。再後來，學生們都從工廠退了出來。
彭海惠轉向了更廣闊的公益事業，何彪繼續回到現實，一面做自己的工作，一面讓學校就這樣活著。
6
隔三差五，何興武的朋友們也會來學校。他們都是聾人，年齡與何興武相仿，大多時候在後廚幫忙。
余希建是何興武的朋友，在一家工廠干到退休，然後來學校義務做老師。每天6點半從家出門，騎一個小時自行車到學校上課，風雨無阻。
除了教學，他還負責豐富學校文體生活的工作。等孩子們升入四年級，他教他們刻紙畫，有「雙喜臨門」「年年有餘」「為人民服務」，複雜一點的還有《紅樓夢》里的畫片。每一名從三聯學校畢業的孩子，都會這一手兒，就像是「祖傳的絕技」。
有公益組織把這些紙畫帶到企業的年會上去義賣，40到60元一幅。何彪不喜歡「乞求」別人幫助學校，他希望孩子們能體會自食其力的快樂。
學生午睡，余希建忙著畫「乒乓球單打比賽（女子組）」「幼兒組和培智班組」的賽程表，設計選手出場順序和輪次。
學校和外界聯繫逐漸增多，每年接待的志願服務次數不少於100次，廚房的米面糧油雞蛋都由公益組織送來。鄔凱旋迴憶，自己1996至2002年在這裏上學時，只有一所警察學校的學生來志願服務。
畢業生徐三毛在2010年的作文里寫道，「學校雖然窮，但充滿親情，社會上好心人經常給我們學校捐贈的東西真是多啊！就像愛心如潮般湧進了學校。」
學生們也偶爾煩惱，比如六一兒童節前後，總有愛心人士來探望。有孩子嘆著氣對何彪講，「我這兩天跳繩把腳都跳腫了。」但面對陌生人，他們依然配合著將活動進行完。
食堂餐桌正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台24寸的液晶電視，午飯時會播放新聞。
5·12汶川大地震時，學生捐出了自己的零用錢，那通常是5角、1元的紙幣。他們在夜晚站成一圈，手裡捧著小蠟燭，為遇難同胞默哀。
「很多家庭因為這次災難家破人亡，我想作為聾人應該更能感受不幸所帶給我們的苦難。我們希望遠方的同胞能在大家的關心下，勇敢生活。我們祝福他們明天會更好。」有人拍下了當年的照片，這是他們寫給災區同胞的話。
何彪想過，如果沒有去年的搬校風波，也許學校可以一直這麼生存著。去年8月，學校迎來了建校以來的第六次搬遷。從接到通知到搬離，他們只有一周時間。
聽說搬家公司開價1萬元，群里畢了業的學生急了，於是紛紛向單位請假，「我的母校要搬家，我要回去幫忙。」
8月的南昌連著幾天高溫預警。包括76歲的何興武在內的師生，揮動扳手拆卸上下鋪，整理圖書、教具，清點食堂的鍋碗瓢盆。
新租的民房剛剛裝修好，一樓堆著沒用完的水泥和膩子粉，空氣中塵土飛揚。學生們像從泥水裡撈出來的人。
教學場地的租金也從每年兩三萬元猛漲到10萬元。何彪靠自己的能力已經填補不了學校的「窟窿」了。一年的房租分兩次付，下半年的還差3萬元沒交齊。房東總是在學校堵住他。
教育局也對他們提出了整改要求，比如學校需要辦理消防安全許可證，同時需要聘請專職的財務人員。
7
三聯學校「鼎盛」時期曾有40多名在校生，現在不足當時的一半。六年級的學生羅峰用手語告訴記者，他的朋友在另一所聾校，現在學生也少了很多。
「最近助聽發展快速，聽力科學發展快，所以全國各聾校招聾生人數越來越少。」鄔凱旋在手機上寫。
在何興武看來，如果聾兒能採取補救措施，恢復聽力功能，那還能與有聲世界里擁有同樣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方法。
何興武也關注著人工耳蝸技術，卻也有許多疑慮。他把一個叫胡營輝的孩子拉到跟前，許多年前，胡營輝做了人工耳蝸移植手術，但是失敗了，耳蝸開機后，他依然聽不到聲音。一對進口人工耳蝸的造價在20萬元左右。家人無奈，又把他送回這裏學習。
在另一家聾兒語言康復機構，記者見到了成功安裝人工耳蝸的孩子們。和三聯特殊教育學校的孩子們一樣，確診為重度耳聾時，他們大多剛過周歲。幸運的是，在言語發育的關鍵階段，這些孩子安裝了人工耳蝸，接受康復訓練，現在看上去和幼兒園裡其他孩子沒什麼兩樣。她們對來訪的人禮貌地說「阿姨好」，午飯後把小板凳搬到電視前看動畫片，時不時互相討論劇情。摘下耳蝸體外機的那一瞬，他們的世界瞬間安靜。
原國家衛計委2017年公開的數據顯示，我國有2780萬聽力語言障礙殘疾人，其中0~6歲的兒童有13.7萬，聽力殘疾每年新增2.3萬人。
2009年，我國啟動了「貧困聾兒人工耳蝸搶救性康復項目」，部分省市將人工耳蝸器械列入醫保報銷範疇。但仍有部分家庭無法支付高昂的費用。
「如果技術成熟，大量的聾啞症孩子可以進入有聲世界。如果只有少數人能植入人工耳蝸，或是成功的案例很少，那他還是『另類的人』。既不屬於有聲世界，也不屬於無聲世界。」
「我們假設，下一代的聾兒都能享受醫學發展的紅利，那這代人和上代人呢？」彭海惠帶著一所大學的MBA總裁班又一次來三聯學校做公益活動。回望9年前他和何彪一起起草的《三聯特殊學校轉型建議書》，他仍認為「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他覺得三聯走不出困境的原因是「沒有專業的人」。
「因為學校危在旦夕。」彭海惠又重新投入精力到三聯特殊教育學校。他的初步打算是，把三聯學校辦成有文化教育、校辦工廠、聾人養老為一體的公益機構。
彭海惠看中這所學校的家文化，「他們（聾人）在一起待著很舒服，這既解放一個家庭的勞動力，也能保證他們不去做壞事，不被人騙去做壞事。」
下課前，高年級的孩子們填了一份問卷。被問及「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所有人都答道，「是聽人。」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馬宇平
留言列表
手語開班快訊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