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時尚雜誌《Vogue》今天刊文,對 Apple 設計主管喬尼‧艾維(Jony Ive)的設計哲學和成長歷程進行了介紹,並揭秘了Apple Watch背後的故事。
我第一次在 Apple 總部看到喬尼‧艾維時,他正穿著藍色Doger T恤和白色工裝褲與人攀談,不停地點頭。身為iMac、iPad和Apple Watch的外觀締造者,這位 Apple 設計師幾乎留著光頭,鬍鬚也很規整。他個子不高,但並不瘦弱,感覺像是一個身材魁梧的橄欖球運動員──但即使隔著一段距離,他仍然給人感覺開放而溫和,不太可能跑過來攻擊你,只會呆在原地繼續傾聽同事的話語。
艾維的外表給人一種心靜如水的感覺,一如 Apple 的園區。由於這裏使用了“Infinite Loop”(無限循環)的地址名稱,更是給人以禪宗的感覺。儘管白色的餐廳讓人覺得像是身處豪華SPA,但在院子裡擺放的各種美味食品──有機牛排、新鮮咖喱和加州辣醬──還是吸引著 Apple 員工來到戶外享受新鮮空氣。白色是 Apple 的標誌性顏色,不僅總部如此,就連生產線都處處體現出這一元素。正是通過這種白色,以及它所體現的純淨和專注,讓我們得以更好地認識艾維。
餐廳的南側是一個小型階梯教室,那是 Apple 的歷史情感所在:在該公司2011年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舉行追悼會時,Coldplay樂隊就曾登上過那個舞台,艾維同樣如此。眾所周知,艾維很少接受採訪,更何況是公開發表演講。但那一天,為了他畢生的摯友,他還是破例了。這也難怪喬布斯生前將艾維稱作“精神伴侶”了。
“我認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思想的必由之路:”艾維當時對台下的哀悼者說,“即使某個想法最終可能變得無比強大,但最初仍會十分脆弱,不成體系。”
除此之外,當喬布斯1997年重返 Apple 時,還深知另外一件事情:喬布斯當時就意識到,剛剛20多歲的艾維不僅可以幫助他創造最前衛、最熱門的設備,而且還善於組建團隊。艾維像鋒利的刀子一樣堅強不屈,但又不乏靈活性。而最重要的在於,他與喬布斯一樣,對“物”有著無與倫比的熱情。“我喜歡做東西,喜歡身體力行地DIY。”他說。
換句話說,這家全球最受歡迎的消費電子公司的秘密武器,是一個來自倫敦東北部的好好先生。他始終對木工活情有獨鍾,而且認為設計師應當把設計才華留在後台,在那裡做出最好的東西。“說起來有點矛盾,”他說,“我認為我們的目標是讓你感覺沒有什麼設計。”
當你與艾維坐在一起時,他會變得很健談。他回答問題前會稍微頓一頓,然後笑著說:“答案可能比較模糊……”我們在一間白色的房間內聊天,唯一有點不和諧的是一台黑色的電視機──這本身也引發了一個話題: Apple 何時生產電視機?或者, Apple 將用什麼來取代電視機?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過程中,艾維的手機關閉了響鈴和震動:他希望整個採訪過程都能無比專注。他用白色的杯子泡茶,他身上除了iPhone外,只有一副好友馬克‧紐森(Marc Newson)設計的老花鏡,挂在T恤的前領上:既簡單、精緻,又清澈、堅固。“我希望能更好地表達出來,”他接著說起自己作為一名設計師所懷抱的雄心,“但你要明白,不可能有什麼合乎理性的方法。”
艾維對各種設計博客都十分著迷,那些網站像對待羅馬教廷一樣緊盯著 Apple 的一舉一動,無論是傳言還是諜照都不放過,還會對 Apple 可能的動向展開各種猜測。有一個博客甚至想像了這樣一番景象,倘若讓艾維設計所有東西,世界將會怎樣:“喬尼‧艾維重新設計……高速公路引導標識……可口可樂……太陽能系統。”在外面的世界,你或許偶爾也會見到艾維各種照片:在白宮領取設計獎;在倫敦接受騎士爵位;在舊金山與雅虎的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和各路硅谷大亨一起就餐。但艾維最常見的狀態,還是在 Apple 總部專心工作。
事實上,想要潛入 Apple 的設計工作室,恐怕比混入朝鮮的內閣會議還要困難。那裡人員不多,但卻擺放著各種工具和材料,以及許多加工設備。有報導稱,就連艾維的妻子希瑟‧佩格(Heather Pegg)和他的兩個雙胞胎兒子都從未進去過──他甚至不會告訴妻子他在幹什麼。而真正得以入內的 Apple 員工,也是鳳毛麟角。
他們的窗戶都染上了顏色,工作室里播放著隊員們最喜歡的電子音樂──對於艾維來說,這是必不可少的。“我發現,我寫東西時喜歡安靜,但在設計時,我卻受不了安靜。”外界盛傳, Apple 設計團隊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當喬布斯突然闖進來時,他們會放下手頭的工作,調高音量以壓制喬布斯的怒吼,儘量避免因此而分心。
1985年,當喬布斯被逐出 Apple 時,艾維還在英格蘭就讀設計學校,由於不擅長使用電腦,他經常自責。“這是不是很奇怪?”他說,“如果你覺得某種食物不對味,你會認為食物壞了。但出於種種原因,如果我們學不會如何使用某個東西,就會認為自己有問題。”
儘管起初碰到了一些障礙,但艾維似乎天生對工業設計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在倫敦市郊的清福德長大,對於喜歡在樹林里玩耍的城市孩子來說,那是一個理想之地。他的父親邁克爾‧艾維(Michael Ive)是銀匠,祖父則是一名工程師。當艾維還是個孩子時,他的父親就曾幫助英國政府開發和制定了設計教育的標準。在與孩子一起製作各種東西時(例如平底雪橇),他會讓喬尼先畫圖,再動手。
上高中時,艾維學習了雕塑和化學,1985年,他被紐卡斯爾理工學院的一個設計項目錄取。在那裡,他以極度關注細節而著稱,製作了數十個助聽器模型,以供聾啞兒童和老師使用。他畢業後供職於一家名叫Tangerine的小型設計諮詢公司。他為 Apple 設計的一個項目深得對方喜愛。於是, Apple 1992年將他招致麾下。
5年後,在困境中苦苦掙扎的 Apple 已經令艾維希望幻滅。正在那時,喬布斯返回了 Apple 。在多數分析師看來,正是喬布斯成就了艾維。據艾維回憶,他們兩人相見恨晚。“我們當時開會向他展示自己正在製作的東西。”艾維說,“我們就這樣一拍即合。”艾維當時談到了一種疏離感,這與喬布斯不謀而合。“當你感覺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十分特殊時,會有一種被放逐的孤獨感,”(大笑)“我認為我們兩個人對設計有著相同的看法。”
在設計評論家看來,喬布斯與艾維的合作,象徵著產品設計黃金時代的到來。正是從那時開始,生產企業逐漸意識到,消費者願意為一流的工藝支付更多價錢。喬布斯和艾維都秉承著相同的理念,他們認為,電腦未必要具備太強的科技感,讓人一看便認為這是屬於NASA(美國宇航局)的東西。糖果色的iMac讓人感覺像是一個迷人的朋友,雖然頗具革命性,但卻平易近人,男女通吃。“我認為,我們希望創造的是新穎而有創意的物品、產品和創意。”艾維說,“但與此同時,還要給他們帶來些許的親切感。”
iMac之後,他們又給筆記本配上了磨砂鈦金屬外殼,然後是白色筆記本。在 Apple 眼中,電腦和媒體設備都是工具,不只是一個裝滿電線和內存的盒子。之後,iPod和iPhone相繼誕生,就像為普通人賦予了魔法,讓他們可以接收到看不見的信息流。
在為 Apple 設計產品的過程中,艾維始終堅信:優秀的設計可以創造市場:真正重要的是思想。這便引出了艾維職業生涯中的另外一個矛盾:在當代文化中,當點擊量和點贊數逐步在價值上壓制內容本身時,純淨的思想反而顯得越來越有價值。“我認為,純淨和特立獨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他說,“不能再單純通過焦點小組來獲得觀點。”
艾維對我們的生活有著巨大的影響,這不僅體現在經濟利益上,還體現在人與人的互動方式上。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他的異常低調。“儘管在互聯網爆發過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他卻是一個幾乎不為人知的英國人。”艾維的好友、出生在香港的商人大衛‧唐(David Tang)說,“外界並沒有過多地談論他的事情,這很令人吃驚。”
在硅谷的社交圈里,他顯得很另類。“科技行業的人往往很有個性,而且喜歡談論自己的成就。”艾維的朋友兼鄰居特雷佛‧特雷納(Trevor Traina)說,“喬尼很謙虛,不喜歡拋頭露面,他不會四處標榜自己的成就。”
艾維與妻兒一同住在Pacific Heights。“希瑟是個作家,”他說,“她也很有創造力。我們在高中時相識。我21歲就結婚了,現在47歲。我們結婚很長時間了,是不是很酷?”他們的房子是兩年前花1700萬美元買來的,由建築公司Polk & Co開發。
與父親一樣,艾維也喜歡待在家裡。“我的兒子們剛剛10歲,我喜歡花時間與他們一起做東西,動手繪製和製作東西──製作真實的東西,而不是虛擬的東西。”他說。一向和藹的艾維此時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他認為,設計學校都在脫離傳統的技能,這種忘本的教育模式是在誤人子弟。“我認為必須學會如何親手繪製和製作東西。”他說,“通過親手操縱和轉化的過程,才能獲得直接的理解力。”
或許正是這種親自動手的精神,使得艾維成了一名接地氣的設計師。“他不會被任何迷人的外表所迷惑。”大衛‧唐說。最近一次過生日時,大衛‧唐收到了兩個製作精美的手工木箱,裡面裝著艾維設計的菸灰缸──大衛‧唐喜歡吸煙──這些菸灰缸都是用下一代iPhone的機身材料製作的。“感覺像是來自《太空漫遊》里的東西。”他說。
艾維十分看重在他的指尖上誕生的各種創意。當英國《藍彼得》(Blue Peter)節目向他授予最高榮譽──藍彼特金質獎章時,他感到無比榮幸。那是英國最老牌的一檔兒童節目,專門鼓勵兒童設計各種實用物品。
艾維對細節的關注在朋友圈里眾所周知。特雷納曾經開玩笑說,他無法想像與艾維打工的感受,因為什麼事情都逃不過他的法眼。“有一次,我給他看了一塊1920年代卡地亞懷錶,上面鑲有的水晶、白金和鑽石。那是我父親留下來的。”特雷納回憶說,“他看了一眼後,提到了水晶的倒角方式,我甚至不記得這回事兒。”
艾維的對設計的品味多種多樣,他喜歡卡斯蒂格里尼兄弟設計的史努比檯燈,還喜歡英國服裝品牌Thomas Mahon為他定製的套裝,通常會在出席慈善晚宴時穿著。他還擔任扶貧組織Tipping Point Community的聯合主席。艾維家裡有很多豪車,包括阿斯頓馬丁、賓利和路虎,但無論開什麼車,他原本45分鐘的通勤時間,現在都延長到了一個半小時。他每過一段時間都會出門度假,通常是去倫敦,在倫敦Claridge酒店定一間套房,然後一家人前去拜訪馬克‧紐森──那位澳大利亞設計師改造過各種東西,從汽車到傢俱,再到餐館和澳洲航空的頭等艙。
當他和紐森在一起放鬆時,會儘量把工作拋開──但對於負責設計整個世界的人來說,這卻很難做到。當這兩位設計師出門喝酒時,難免會對各種糟糕的設計品頭論足。紐森說,他們憎恨糟糕的設計,包括美國汽車。他們也都十分熱衷慈善,最近幫助好友波諾(Bono)籌備了一場與艾滋病有關的慈善拍賣,拍品中包括一台由紐森和艾維共同設計的萊卡相機。他們二者的合作關係最近更近了一步,因為 Apple 宣佈,紐森將加盟艾維的設計團隊,從事一些特殊項目。
“他倆就像一對異卵雙胞胎。”波諾開玩笑說。他們心意相通、品味相投。波諾第一次見到艾維,是喬布斯派遣他到愛爾蘭的一個酒吧,參加U2與 Apple iPod的聯合推廣活動。“喬尼很嚴肅。”他說,“但跟他在一起很開心。當你跟他一起喝酒時,感覺像是在與未來對飲。這太酷了,只不過,你知道他不會告訴你他們的真正計劃。”
“感覺不錯,是吧?”當我第二次來到庫珀蒂諾時,艾維終於給我展示了Apple Watch。這是一款屬於極客的手錶,它內置的軟件之強大遠超勞力士佩戴者的想像。當艾維把它展示給我時──那比 Apple 的官方發佈會早了幾個星期──我們的房間周圍有保安把守,感覺像是在討論國家機密。儘管面臨種種壓力,但他真心希望你去觸摸它,感受它,體驗它。如果你對Apple Watch的重量發表評論,他會點頭應和。“因為它用了真材實料。”他驕傲地說。之後,它又向我展示了錶帶上的磁鐵和搭扣。
當我們開始落座攀談時,他搖頭說:“歷時3年開發一個東西感覺很奇怪。”他向我講述了從鐘表到手錶的發展軌跡:從巴伐利亞廣場的公共時鐘,到皇家專用鐘表,再到軍用計時器,然後就是手錶的誕生──那已經是二十世紀初的事情了。但手機卻讓手錶變得可有可無。現在,他希望重塑這種平衡。
Apple Watch有三個版本,從高雅的奢侈表到亮色的運動表。在背面,LED透過藍寶石玻璃發出光線,再由光電二極管將這些光線轉化成信號,通過算法計算出佩戴者的心跳。所有的數據都與iPhone同步,使得手錶成為了日常科技產品的中央控制台。它不僅可以監測心跳,還能使用Siri獲取和發送信息,甚至直接結賬付款。有了這樣的產品, Apple 的陣地從桌面轉移到口袋後,又跳轉到我們的手腕上,真切地感受我們的脈搏。
這款手錶証明,艾維最重視的還是產品設計,技術在他眼中只能排第二。這是一個充滿美感的物件,即使是不喜歡電子設備的人也會愛上它。“我們始終在追求純粹與簡單。”他說。
除了手錶與手機的連接方式外,艾維對這款手錶與其他人的連接方式也很感興趣。“你知道技術抑制細膩而微妙的通訊方式的頻率有多高嗎?”他問。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這個銀匠的兒子:他製作的工具是在改善世界,還是在抑制人性?“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這種特殊的內部機制,整合在內置揚聲器里。”──他邊說邊展示給我看。你可以從通訊錄里選擇一個同樣佩戴Apple Watch的人,然後把你的脈搏傳送給他。“他可以感受到這種輕微的跳動,”他說,“你可以感受到我的心跳。我認為這很重要。這將成為一種非常文雅的溝通方式。”
這究竟是一項了不起的功能,還是對用戶注意力的又一次幹擾,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無論如何,艾維最終都會帶著他的神秘傑作,走出這家守衛森嚴的房屋,穿過亮白色的走廊,把它展示給世人。
看著艾維離去的背影,我回憶起他私下裡像我展示Apple Watch時的情景,他讓我仔細傾聽錶帶脫離又重新扣上時的聲音。“你只要按一下按鈕,錶帶就摘下來了,這太了不起了。”他說。他會讓你暫停一下,“仔細聽聽這個美妙的哢嚓聲。”他幾乎是在與我耳語。當他說出“美妙”這個詞時,語調輕柔,速度緩慢──“美~妙~”──彷彿他想讓這句話繞樑三日一般。這或許正是艾維最偉大的成就:不是讓你隨時可以接收郵件,而是讓你停下來關注這樣一個難得注意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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