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您收聽澳洲廣播電台為您製作的澳洲通訊節目。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想給大家講述一個完全喪失聽力的女孩學習成材的故事，在此之後再簡單向大家介紹一下澳大利亞大學的殘疾人辦公室。希望通過這個故事大家能夠對澳大利亞有關殘疾人的政策以及殘疾人的權益、社會對殘疾人的態度有所了解。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這位女孩名叫張婧，她八歲時隨父母移民來澳大利亞，今年二十二歲，張婧目前就讀於墨爾本大學建築系，是六年級的學生。這是她大學的最後一年，她今年年底即將畢業。墨爾本大學是澳大利亞的名牌大學，而建築專業又是該校的招牌專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要上完這個大學的六年建築專業就是對一個正常的人來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麼對象張婧這樣完全失聰的人來說，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她的成功除了她個人的刻苦努力之外，還凝聚了父母無法以文字描繪的心血和愛心，除此之外還有社會的支持。
張婧的媽媽李新華告訴我說，在張婧八個月時他們發現她的聽力有問題，因此帶她去北京同仁醫院兒科研究所檢查，當時那裡的鄧元誠大夫給她做了檢查，用的是從美國進口的一台儀器。檢查的結果是張婧是雙耳全聾。
雖然父母以前曾懷疑張婧的聽力有問題，但是確診她雙耳全聾對張婧一家的震動還是很大，父母都感到非常痛苦。張婧的媽媽說，在這之後他們還是不死心，希望通過治療能使張婧的聽力有所恢復。
“後來我們跑遍了北京的大醫院，都說張婧是雙兒全聾。我們還去了解治療的辦法。當時北京有針灸，還有一種是打一種針，這是山西或陝西發明的。鄧元誠大夫當時講了象張婧這樣的孩子雙兒全聾還沒有辦法治，最主要的是配助聽器，教她說話的能力。由於天津生產的助聽器功率不夠大，因此我們託人從香港買了丹麥生產的大功率助聽器。”
就這樣張婧的父母開始教她講話。功夫不負有心人，現在張婧不僅能講中文，還能講英文。
我先請張婧給大家問聲好。
“朋友們你們好，我叫張婧，我現在墨爾本大學上學，讀的是建築系，今年就要畢業了。”
張婧的媽媽李新華向我講述了他們教張婧說話的艱辛。她說，由於家裡從來沒有過聾啞人，因此家人沒有任何這方面的知識，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教。通過看一些國外教聾童的書，加上自己的摸索，他們開始面對面地教張婧說話，讓她看觜型，培養她的讀唇能力。
“我們教她主要是先讓她出聲音。因為她一點聲音都聽不見，因此很難讓她發出聲音來。她不知道什麼是聲音，因此我們每天都跟她發各種的音，啊－－爸－－使勁在那叫，因為小孩最早說的就是爸爸媽媽。我們想這兩個字應該是最容易的了，所以整天就對著她‘爸、媽’那樣嚷嚷。後來她這兩個音發得還是不錯的。”
李新華說，他們在教張婧學說話的過程中一直按照其它家長教孩子一樣，從一開始教她說爸爸媽媽，教她說小孩吃的東西，比如吃飯、饅頭、米飯、什麼菜、雞蛋羹等，然後教她叫平常見的一些人比如姥姥姥爺、舅舅舅媽，再有就教她說平常周圍能看到，碰到的一些事物，如穿的衣服，比如毛衣啊，鞋啊。
說到鞋，李新華笑著給我講了一個有關鞋的故事。她說從這個故事中，他們看到了希望，增強了教張婧說話的信心。
“她特別有意思。當時有一個朋友到家里來，她因為看觜型麼，中國的同音字特別多，那天那個朋友來了因為一件什麼事，他就說了謝謝，謝謝。結果張婧看見了馬上就跑了，呆一會兒就拿了一雙鞋來。因為謝謝，謝謝，她就聽以為是鞋、鞋，因此就去把鞋給拿來了。當時我們想她還是能看觜型，看的還不錯。因為當時不是有意識，有意識的我們教了很多，但是這還是第一次。別人來了她看了別人的觜型謝謝，謝謝，然後跑去拿了一雙鞋來。所以當時我們就想這孩子還是能學會。”
其實耳聾的孩子除了聽不見聲音之外他們的智力並沒有問題。李新華教張婧時也發現了這一點。
“耳聾的孩子還是很聰敏的。剛開始的時候教發音很難，但是實際上教她識字，就是把實際的東西變成語言，她發音很難，但是識別觜型的能力還是很強的。你好比說把毛衣拿過來，她就去拿毛衣。你說去拿你的娃娃，她馬上跑去把娃娃拿來。當時經常把這些東西藏起來，好比她喜歡的娃娃給她藏在一個地方。你說去找娃娃，她就去找。她聽懂了你讓她去拿娃娃。你說去拿蘋果，她就去拿蘋果，就象對待一個普通的孩子一樣去教，讓她去拿。這個方法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張婧在上學之前還上過兩年的幼兒園。李新華說，當時上幼兒園時，那裡的老師有很多的顧慮，但事實改變了他們對聽力殘障孩子的觀念。
“她是四歲的時候上的幼兒園。本來托兒所的老師挺擔心的，沒有收過聾啞孩子，怕會影響班裡別的孩子的注意力，後來說試一試吧。後來試了一個月老師特別驚訝，老師說聾啞孩子跟普通孩子一樣，你教跳舞她也跳舞，教她唱歌她也跟著唱，講故事她聽不見，她也坐著聽，跟其它孩子交流，雖然語言不同，但玩得很好。”
張婧是在六歲時開始上學，按規定她應該就近上學，但是他們附近的一所小學的校長和老師都以聾童可能會影響學校的教學成績，或影響老師的教學成績不願接受張婧入學。因此張婧的父母只能把張婧送去離家很遠的一所聾啞學校。這樣不僅給父母添了很多麻煩，早晚要接送，還得讓小張婧加入上下班擠公共汽車的行列。當時張婧人小，擠在人堆裡看不見站牌，因此經常坐過站。為了避免坐過站，騎自行車的父母就必須緊跟著公共汽車，在汽車到站時給張婧揮手，讓她下車，然後再推著車送她到學校。此中的辛勞可見一斑。
由於張婧的父母在她上學之前，已經在家教了她一些簡單的數學並教她認識了三四百個漢字，因此，她在聾啞學校學習並不費力。課堂裡的功課很快就做完了。做完功課後小張婧特別喜歡去幫助別的同學，可往往因此而受到老師的處罰，說她不遵守課堂秩序。
張婧八歲那年隨父母來到澳大利亞，開始接觸新的環境，新的語言，開始了她全新的生活。李新華給我講述了張婧剛來澳洲的這段經歷。
“我們當時在坎培拉。坎培拉沒有專門給聾啞人辦的學校，都是普通學校。聾啞孩子自己可以選擇上什麼樣的學校。有的學校有讀過特種教育的老師，他們專門開一個聾啞學生班，在普通學校有這樣一個班，然後跟大家一起上課，如果你覺得你的孩子可以上沒有這種特殊班的學校也可以。後來因為我們當時考慮張婧是雙耳全聾，一點兒都聽不見，既然有這樣普通學校，又有這樣專門帶著這些聾啞孩子。我們覺得這樣比較好，就送她到這個學校。這個學校當時有兩個澳大利亞的小男孩。有一個老師，還有一個輔助老師。他們自己有一個教室。老師每天帶他們到普通班去上課，上完課回到他們自己的教室，跟老師講他們有那些沒有聽懂，老師再幫助他們進一步的解釋，幫助他們把問題弄懂。所以她當時學得還挺快的。它的教育制度也比較靈活，它不管你是有聽力還是沒有聽力，它根據你的學習水準來安排你的課程。學校看張婧比較聰明，學得也比較快，所以三年級上完了之後，在四年級時，她的英文學四年級，但是第二年她就把四年級到六年級的數學都學完了。”
說到聾啞學校，其實在西方社會很早以前就不用聾啞這個詞了。他們認為有聾人但是沒有聾啞人。這是因為聾人都是可以經過特殊的教育而學會說話。
李新華說，澳洲的老師非常負責任，為了更好地教張婧說話他還準備了老師家長溝通的筆記本。
“老師特別好，對他們特別關心。老師專門有一個本子，每天帶回來，告訴我她今天在學校裡學得什麼東西，英文是學得什麼字，哪一段故事，讓我們家長配合。他也希望我們每天在家裡幹什麼告訴他，就象是好象交流的一個筆記本。老師在本子上寫了今天學的幾個音，那麼回家我們就幫助復習復習，糾正一下她的發音。我覺得他們老師還是挺負責任的。”
張婧的媽媽李新華對澳大利亞這裡老師靈活地安排學生課程年級的做法感到非常新鮮，因為這是中國所沒有的。
“她在小學就學了兩年。老師覺得她有能力上中學因此就讓她去上中學。當時有一所中學給智商高的學生辦了一個特殊班。教育局派人來測她的智商，他們覺得挺奇怪的，張婧怎麼就學得這麼快。測完後說她的智商是屬於最高級別的，後來就讓她去上中學。我們想既然老師讓她去上中學，那就讓她去吧。上中學它的教學制度也是很靈活的。因為她畢竟只來了兩年，學了兩年英文，而且又是全聾，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學校安排她去五年級學英文。她的數學學得很快就上七年級的數學。等到八年級了就學六年級的英文。然後上八年級的數學和其它課程。到九年級了就全一致了。就是都是就年級的課程了。”
李新華說，澳洲的學校非常重視學習的環境，儘量為每一個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這裡的學校沒有因為張婧耳聾而拒絕接受她，反而為她提供更好的學習條件。
“在坎培拉的時候學校還都搶著要她，學校覺得很自豪要這些有殘疾的孩子。而且全校的孩子都教給他們手語還唱一種手語歌，而且鼓勵這些孩子去跟聾啞孩子交流。所以環境就很放鬆，作為殘疾的孩子，耳聾的孩子沒有任何壓力，老師對他們也很好，同學們對他們也很熱情。上七年級的時候老師專門來找我說張婧是不是學一門樂器，我說它能學什麼樂器。老師跟我解釋聾啞孩子要培養聽力的感覺雖然聽不見，可能會有一種感覺，象學一學鼓啊、 啊，我覺得是挺好的，後來老師安排她學黑管。黑管我覺得是挺難的，後來她還學的挺快的。她參加了初中的樂隊，還參加瞭高中的樂隊，還經常出去表演。很多人覺得奇怪她一個聾啞人怎麼能吹的有板有眼的不出一點差錯。”
在談到張婧當時怎麼會選擇學建築時李新華說張婧自小喜歡畫畫，但是最初對選什麼專業還真沒有考慮。父母當時考慮她是雙耳全聾，要從將來工作考慮，是不是學電腦專業、統計等。因為這方面的工作好找一些。可是張婧的老師說，因為張婧美術方面的基礎比較好因此建議她去學建築。張婧就接受了老師的建議。後來，她父母也覺得只要張婧喜歡往哪方面發展就讓她往哪方面發展。
雖然張婧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但是她的父母還在教她，但是媽媽李新華說現在教的方法與她小時不一樣了。
“在小學的時候教的比較多，最開始的時候教的比較多，後來慢慢長大了就不象以前那樣教了，就是平時經常跟她說話，糾正她的發音。因為她一點都聽不見，學會的東西經常會忘，你教她半天，她發音發對了，但是她慢慢這個音又變了。所以你還得給她糾正回來。她英文比中文說得好。。。現在她主要是英文會的中文不會我們就告訴她中文是怎麼說的。英文基本上就不用我們教了。在學校基本上就學得比較好了。中文的詞彙量比較少。我們就得教會她中文是怎麼回事，還有就老得糾正她的發音。”
張婧因聽不見，因此困難就比別人要多，她在課堂上也能學一些，但很多是靠回家自己學，自己看，因此比別人花的時間要多得多。好在澳大利亞這方面的福利比較好，為她提供了方便，也為父母減輕了負擔。
在澳大利亞殘疾人享有與正常人一樣的權利。學校不能因學生殘障而拒絕接受入學，學校還要為有殘疾的學生創造一切便利條件來彌補這些學生因生理缺陷而造成的學習方面的不利因素。
“他們這地方就是對他們比較重視。張婧剛來的時候，因為離學校比較遠，他們專門有個小車早上來接她，晚上來送她。每天都是這樣很方便的。家長也比較放心。他們的教育制度能根據她的能力來決定她上幾年級的課，學些什麼。我決定這對她的發展還是有特別大的好處。
澳洲的每個大學都有一個殘疾人辦公室。張婧得到了殘疾人辦公室的不少幫助。殘疾人辦公室為她這樣全聾的孩子在上大課的時候安排一個手語翻譯，就是專門在外面請一個手語翻譯在大講臺上打手勢。張婧在這裡除了鍛鍊唇讀，她也學會了澳大利亞的手語和英語手語。這樣就可以解決上課的問題了。討論課的時候學校也會為她安排一個手語翻譯。在沒有手語翻譯的時候，校方就會安排一個筆記員。學校讓高年級、真正懂專業的學生來幫她記筆記。
張婧在大學五年級時曾經去墨爾本當地的一家設計公司實習。她媽媽李新華說，實習使張婧對今後的工作有了更大的信心。
“因為我們從小就把她當一個有聽力的孩子，沒有對她有任何特殊照顧，而且她上學也跟大家一樣好象她沒有那種自俾感。她實習的時候找了兩家公司。那兩家公司好象都很痛快，馬上就接受，都歡迎她去。剛開始她特別擔心她就去請了一個手語翻譯。在第一天幫了她一下，就是介紹了一下跟公司的頭講了一下。後來公司的負責人說，你用不著，說我們都可以跟你交流。一個星期就有一次開會比較難。如果你要覺得特別需要的話你再讓人來。如果你看看不需要的話，也就不要人來了。平常我們在工作中我們都可以跟你慢慢解釋。他們說她講話不是很清楚但是大家交流交流就可以聽懂她講的話了。”
張婧的成功為千千萬萬聾童和其他殘疾人樹立了榜樣，帶來了希望。張婧的媽媽李新華跟我講了以下這段話，希望與我們收音機旁的家長們分享。
“我就想家裡如果有了聽力殘障的孩子不要喪失信心，要對他們有信心，要象對待一個普通有聽力的孩子一樣，要想到他們將來也是能夠通過自己的學習和努力有能力自力。別人能幹的他們也都能幹。我女兒現在就是這樣想的。父母首先要對自己的孩子有這樣的信心。最主要的是要注意早期教育。我感覺是越早越好，雖然很難但是比較起來還是越早越容易。等孩子長大了也能教，但就要難得多。孩子聽得見和聽不見都要學習。就是聽得見的孩子也得從頭學。所以聽不見的孩子也是從頭學。父母付出的勞動比其他人要多，要辛苦的多。但是只要你有信心，肯下功夫孩子從小開始抓緊，我覺得等他們長大後都會對社會作出貢獻。”
李新華說，張婧性格特別開朗，對人都特別熱情、特別善良，因此特別願意幫助別人。李新華說這可能也是因為她自己得到老師和同學的很多幫助，因此把這當作一種回報。
“她很喜歡社會義務活動，她參加聾啞兒童教育協會。到這些組織去註冊，然後他們經常組織一些活動，象有的家庭有了這樣的孩子，又不知道怎樣跟他們交流，不知道怎樣教，教育什麼的。就找到聾啞兒童教育協會。他們就給張婧打電話，告訴她有這麼個家庭你能不能去，張婧就去。通常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到別人家裡去。有的時候就陪著人家玩，有時就教他們認認字母。大一點的孩子她就帶他們去看電影。有的時候三、四個或五、六個孩子一塊他們兩個義務工作者就帶他們去海邊，爬山啊。象這些個家長一看張婧雙耳全聾，現在這麼獨立，還能上大學，他們一下就有了信心了。以前沒有碰到過這樣孩子，不知道怎麼辦，現在一看哦，這些孩子長大了也能上大學，也能在各方面獨立起來。所以就有信心。張婧就覺得她就去一下那樣的家庭，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情況就會使人家信心大增，因此她就覺得去得很值得。另外，她還參加紅十字會，擔任救護員。所有的救護員都得參加訓練班，並經考核獲得一個證書。她積極參加學校和社會的活動。現在在大學她幫助盲人往電腦裡輸教材。”
在節目的最後正好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就來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在節目當中張婧的媽媽李新華曾經提到的殘疾人辦公室。
諾拉波奇是墨爾本大學殘疾人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這個辦公室比較準確的叫法應該是殘疾人聯絡組。她向我介紹了他們這個小組的運作，經費的來源等情況。
“維多利亞州的每一所大學或專科學院，其它州也基本上一樣，都有一個殘疾人辦公室，有的有一個工作人員，有的有幾個工作人員。在墨爾本大學有四個全職工作人員和一個半職工作人員。學校的註冊殘疾人有五百人，其中有三十三名聽力障礙的學生。不過不是每一個學生都會來找我們。”
諾拉說，他們的資金基本上有三個來源。
“資金是由聯邦政府提供的。政府每年撥給每一所大學一筆款項。這筆錢就用于殘疾學生、非英語背景的學生或是那些因社會經濟條件可能會使他們處於不利地位的學生，還包括婦女和土著人，而殘疾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學自己也有一筆特殊的資金，主要是由一些院系或一些組織提供的。另外大學本身也有一筆錢用于殘疾人，比如改善學校的設施。這包括是學校的大樓都有輪椅車進出的通道，使校園更加安全，為殘疾學生增添圖書館設施，另外還有在某些公共設施的地方設立一種特殊的裝置，使佩戴助聽器的學生能夠聽到廣播等。除此之外，學校還提供更適合殘疾人的考場和考場監督。”
諾拉說，一般來說學生在登記註冊的時候要寫明他們有那方面的殘障，然後這個辦公室就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必要的服務和設施。以耳聾學生為例，她說，殘疾人辦公室提供諸如筆記員，啞語翻譯等。
諾拉說，他們還在不斷試驗新的設施。她說現在他們在測試一種聲音轉換成文字的電腦軟件。如果成功的話，今後聾啞學生上課就會簡單的多了。
好，各位聽眾朋友，這次“澳洲通訊”節目就為您播送到這裡，本次節目是樊慧強編寫，陳昊為您播報，謝謝您的收聽，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這位女孩名叫張婧，她八歲時隨父母移民來澳大利亞，今年二十二歲，張婧目前就讀於墨爾本大學建築系，是六年級的學生。這是她大學的最後一年，她今年年底即將畢業。墨爾本大學是澳大利亞的名牌大學，而建築專業又是該校的招牌專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要上完這個大學的六年建築專業就是對一個正常的人來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麼對象張婧這樣完全失聰的人來說，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她的成功除了她個人的刻苦努力之外，還凝聚了父母無法以文字描繪的心血和愛心，除此之外還有社會的支持。
張婧的媽媽李新華告訴我說，在張婧八個月時他們發現她的聽力有問題，因此帶她去北京同仁醫院兒科研究所檢查，當時那裡的鄧元誠大夫給她做了檢查，用的是從美國進口的一台儀器。檢查的結果是張婧是雙耳全聾。
雖然父母以前曾懷疑張婧的聽力有問題，但是確診她雙耳全聾對張婧一家的震動還是很大，父母都感到非常痛苦。張婧的媽媽說，在這之後他們還是不死心，希望通過治療能使張婧的聽力有所恢復。
“後來我們跑遍了北京的大醫院，都說張婧是雙兒全聾。我們還去了解治療的辦法。當時北京有針灸，還有一種是打一種針，這是山西或陝西發明的。鄧元誠大夫當時講了象張婧這樣的孩子雙兒全聾還沒有辦法治，最主要的是配助聽器，教她說話的能力。由於天津生產的助聽器功率不夠大，因此我們託人從香港買了丹麥生產的大功率助聽器。”
就這樣張婧的父母開始教她講話。功夫不負有心人，現在張婧不僅能講中文，還能講英文。
我先請張婧給大家問聲好。
“朋友們你們好，我叫張婧，我現在墨爾本大學上學，讀的是建築系，今年就要畢業了。”
張婧的媽媽李新華向我講述了他們教張婧說話的艱辛。她說，由於家裡從來沒有過聾啞人，因此家人沒有任何這方面的知識，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教。通過看一些國外教聾童的書，加上自己的摸索，他們開始面對面地教張婧說話，讓她看觜型，培養她的讀唇能力。
“我們教她主要是先讓她出聲音。因為她一點聲音都聽不見，因此很難讓她發出聲音來。她不知道什麼是聲音，因此我們每天都跟她發各種的音，啊－－爸－－使勁在那叫，因為小孩最早說的就是爸爸媽媽。我們想這兩個字應該是最容易的了，所以整天就對著她‘爸、媽’那樣嚷嚷。後來她這兩個音發得還是不錯的。”
李新華說，他們在教張婧學說話的過程中一直按照其它家長教孩子一樣，從一開始教她說爸爸媽媽，教她說小孩吃的東西，比如吃飯、饅頭、米飯、什麼菜、雞蛋羹等，然後教她叫平常見的一些人比如姥姥姥爺、舅舅舅媽，再有就教她說平常周圍能看到，碰到的一些事物，如穿的衣服，比如毛衣啊，鞋啊。
說到鞋，李新華笑著給我講了一個有關鞋的故事。她說從這個故事中，他們看到了希望，增強了教張婧說話的信心。
“她特別有意思。當時有一個朋友到家里來，她因為看觜型麼，中國的同音字特別多，那天那個朋友來了因為一件什麼事，他就說了謝謝，謝謝。結果張婧看見了馬上就跑了，呆一會兒就拿了一雙鞋來。因為謝謝，謝謝，她就聽以為是鞋、鞋，因此就去把鞋給拿來了。當時我們想她還是能看觜型，看的還不錯。因為當時不是有意識，有意識的我們教了很多，但是這還是第一次。別人來了她看了別人的觜型謝謝，謝謝，然後跑去拿了一雙鞋來。所以當時我們就想這孩子還是能學會。”
其實耳聾的孩子除了聽不見聲音之外他們的智力並沒有問題。李新華教張婧時也發現了這一點。
“耳聾的孩子還是很聰敏的。剛開始的時候教發音很難，但是實際上教她識字，就是把實際的東西變成語言，她發音很難，但是識別觜型的能力還是很強的。你好比說把毛衣拿過來，她就去拿毛衣。你說去拿你的娃娃，她馬上跑去把娃娃拿來。當時經常把這些東西藏起來，好比她喜歡的娃娃給她藏在一個地方。你說去找娃娃，她就去找。她聽懂了你讓她去拿娃娃。你說去拿蘋果，她就去拿蘋果，就象對待一個普通的孩子一樣去教，讓她去拿。這個方法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張婧在上學之前還上過兩年的幼兒園。李新華說，當時上幼兒園時，那裡的老師有很多的顧慮，但事實改變了他們對聽力殘障孩子的觀念。
“她是四歲的時候上的幼兒園。本來托兒所的老師挺擔心的，沒有收過聾啞孩子，怕會影響班裡別的孩子的注意力，後來說試一試吧。後來試了一個月老師特別驚訝，老師說聾啞孩子跟普通孩子一樣，你教跳舞她也跳舞，教她唱歌她也跟著唱，講故事她聽不見，她也坐著聽，跟其它孩子交流，雖然語言不同，但玩得很好。”
張婧是在六歲時開始上學，按規定她應該就近上學，但是他們附近的一所小學的校長和老師都以聾童可能會影響學校的教學成績，或影響老師的教學成績不願接受張婧入學。因此張婧的父母只能把張婧送去離家很遠的一所聾啞學校。這樣不僅給父母添了很多麻煩，早晚要接送，還得讓小張婧加入上下班擠公共汽車的行列。當時張婧人小，擠在人堆裡看不見站牌，因此經常坐過站。為了避免坐過站，騎自行車的父母就必須緊跟著公共汽車，在汽車到站時給張婧揮手，讓她下車，然後再推著車送她到學校。此中的辛勞可見一斑。
由於張婧的父母在她上學之前，已經在家教了她一些簡單的數學並教她認識了三四百個漢字，因此，她在聾啞學校學習並不費力。課堂裡的功課很快就做完了。做完功課後小張婧特別喜歡去幫助別的同學，可往往因此而受到老師的處罰，說她不遵守課堂秩序。
張婧八歲那年隨父母來到澳大利亞，開始接觸新的環境，新的語言，開始了她全新的生活。李新華給我講述了張婧剛來澳洲的這段經歷。
“我們當時在坎培拉。坎培拉沒有專門給聾啞人辦的學校，都是普通學校。聾啞孩子自己可以選擇上什麼樣的學校。有的學校有讀過特種教育的老師，他們專門開一個聾啞學生班，在普通學校有這樣一個班，然後跟大家一起上課，如果你覺得你的孩子可以上沒有這種特殊班的學校也可以。後來因為我們當時考慮張婧是雙耳全聾，一點兒都聽不見，既然有這樣普通學校，又有這樣專門帶著這些聾啞孩子。我們覺得這樣比較好，就送她到這個學校。這個學校當時有兩個澳大利亞的小男孩。有一個老師，還有一個輔助老師。他們自己有一個教室。老師每天帶他們到普通班去上課，上完課回到他們自己的教室，跟老師講他們有那些沒有聽懂，老師再幫助他們進一步的解釋，幫助他們把問題弄懂。所以她當時學得還挺快的。它的教育制度也比較靈活，它不管你是有聽力還是沒有聽力，它根據你的學習水準來安排你的課程。學校看張婧比較聰明，學得也比較快，所以三年級上完了之後，在四年級時，她的英文學四年級，但是第二年她就把四年級到六年級的數學都學完了。”
說到聾啞學校，其實在西方社會很早以前就不用聾啞這個詞了。他們認為有聾人但是沒有聾啞人。這是因為聾人都是可以經過特殊的教育而學會說話。
李新華說，澳洲的老師非常負責任，為了更好地教張婧說話他還準備了老師家長溝通的筆記本。
“老師特別好，對他們特別關心。老師專門有一個本子，每天帶回來，告訴我她今天在學校裡學得什麼東西，英文是學得什麼字，哪一段故事，讓我們家長配合。他也希望我們每天在家裡幹什麼告訴他，就象是好象交流的一個筆記本。老師在本子上寫了今天學的幾個音，那麼回家我們就幫助復習復習，糾正一下她的發音。我覺得他們老師還是挺負責任的。”
張婧的媽媽李新華對澳大利亞這裡老師靈活地安排學生課程年級的做法感到非常新鮮，因為這是中國所沒有的。
“她在小學就學了兩年。老師覺得她有能力上中學因此就讓她去上中學。當時有一所中學給智商高的學生辦了一個特殊班。教育局派人來測她的智商，他們覺得挺奇怪的，張婧怎麼就學得這麼快。測完後說她的智商是屬於最高級別的，後來就讓她去上中學。我們想既然老師讓她去上中學，那就讓她去吧。上中學它的教學制度也是很靈活的。因為她畢竟只來了兩年，學了兩年英文，而且又是全聾，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學校安排她去五年級學英文。她的數學學得很快就上七年級的數學。等到八年級了就學六年級的英文。然後上八年級的數學和其它課程。到九年級了就全一致了。就是都是就年級的課程了。”
李新華說，澳洲的學校非常重視學習的環境，儘量為每一個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這裡的學校沒有因為張婧耳聾而拒絕接受她，反而為她提供更好的學習條件。
“在坎培拉的時候學校還都搶著要她，學校覺得很自豪要這些有殘疾的孩子。而且全校的孩子都教給他們手語還唱一種手語歌，而且鼓勵這些孩子去跟聾啞孩子交流。所以環境就很放鬆，作為殘疾的孩子，耳聾的孩子沒有任何壓力，老師對他們也很好，同學們對他們也很熱情。上七年級的時候老師專門來找我說張婧是不是學一門樂器，我說它能學什麼樂器。老師跟我解釋聾啞孩子要培養聽力的感覺雖然聽不見，可能會有一種感覺，象學一學鼓啊、 啊，我覺得是挺好的，後來老師安排她學黑管。黑管我覺得是挺難的，後來她還學的挺快的。她參加了初中的樂隊，還參加瞭高中的樂隊，還經常出去表演。很多人覺得奇怪她一個聾啞人怎麼能吹的有板有眼的不出一點差錯。”
在談到張婧當時怎麼會選擇學建築時李新華說張婧自小喜歡畫畫，但是最初對選什麼專業還真沒有考慮。父母當時考慮她是雙耳全聾，要從將來工作考慮，是不是學電腦專業、統計等。因為這方面的工作好找一些。可是張婧的老師說，因為張婧美術方面的基礎比較好因此建議她去學建築。張婧就接受了老師的建議。後來，她父母也覺得只要張婧喜歡往哪方面發展就讓她往哪方面發展。
雖然張婧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但是她的父母還在教她，但是媽媽李新華說現在教的方法與她小時不一樣了。
“在小學的時候教的比較多，最開始的時候教的比較多，後來慢慢長大了就不象以前那樣教了，就是平時經常跟她說話，糾正她的發音。因為她一點都聽不見，學會的東西經常會忘，你教她半天，她發音發對了，但是她慢慢這個音又變了。所以你還得給她糾正回來。她英文比中文說得好。。。現在她主要是英文會的中文不會我們就告訴她中文是怎麼說的。英文基本上就不用我們教了。在學校基本上就學得比較好了。中文的詞彙量比較少。我們就得教會她中文是怎麼回事，還有就老得糾正她的發音。”
張婧因聽不見，因此困難就比別人要多，她在課堂上也能學一些，但很多是靠回家自己學，自己看，因此比別人花的時間要多得多。好在澳大利亞這方面的福利比較好，為她提供了方便，也為父母減輕了負擔。
在澳大利亞殘疾人享有與正常人一樣的權利。學校不能因學生殘障而拒絕接受入學，學校還要為有殘疾的學生創造一切便利條件來彌補這些學生因生理缺陷而造成的學習方面的不利因素。
“他們這地方就是對他們比較重視。張婧剛來的時候，因為離學校比較遠，他們專門有個小車早上來接她，晚上來送她。每天都是這樣很方便的。家長也比較放心。他們的教育制度能根據她的能力來決定她上幾年級的課，學些什麼。我決定這對她的發展還是有特別大的好處。
澳洲的每個大學都有一個殘疾人辦公室。張婧得到了殘疾人辦公室的不少幫助。殘疾人辦公室為她這樣全聾的孩子在上大課的時候安排一個手語翻譯，就是專門在外面請一個手語翻譯在大講臺上打手勢。張婧在這裡除了鍛鍊唇讀，她也學會了澳大利亞的手語和英語手語。這樣就可以解決上課的問題了。討論課的時候學校也會為她安排一個手語翻譯。在沒有手語翻譯的時候，校方就會安排一個筆記員。學校讓高年級、真正懂專業的學生來幫她記筆記。
張婧在大學五年級時曾經去墨爾本當地的一家設計公司實習。她媽媽李新華說，實習使張婧對今後的工作有了更大的信心。
“因為我們從小就把她當一個有聽力的孩子，沒有對她有任何特殊照顧，而且她上學也跟大家一樣好象她沒有那種自俾感。她實習的時候找了兩家公司。那兩家公司好象都很痛快，馬上就接受，都歡迎她去。剛開始她特別擔心她就去請了一個手語翻譯。在第一天幫了她一下，就是介紹了一下跟公司的頭講了一下。後來公司的負責人說，你用不著，說我們都可以跟你交流。一個星期就有一次開會比較難。如果你要覺得特別需要的話你再讓人來。如果你看看不需要的話，也就不要人來了。平常我們在工作中我們都可以跟你慢慢解釋。他們說她講話不是很清楚但是大家交流交流就可以聽懂她講的話了。”
張婧的成功為千千萬萬聾童和其他殘疾人樹立了榜樣，帶來了希望。張婧的媽媽李新華跟我講了以下這段話，希望與我們收音機旁的家長們分享。
“我就想家裡如果有了聽力殘障的孩子不要喪失信心，要對他們有信心，要象對待一個普通有聽力的孩子一樣，要想到他們將來也是能夠通過自己的學習和努力有能力自力。別人能幹的他們也都能幹。我女兒現在就是這樣想的。父母首先要對自己的孩子有這樣的信心。最主要的是要注意早期教育。我感覺是越早越好，雖然很難但是比較起來還是越早越容易。等孩子長大了也能教，但就要難得多。孩子聽得見和聽不見都要學習。就是聽得見的孩子也得從頭學。所以聽不見的孩子也是從頭學。父母付出的勞動比其他人要多，要辛苦的多。但是只要你有信心，肯下功夫孩子從小開始抓緊，我覺得等他們長大後都會對社會作出貢獻。”
李新華說，張婧性格特別開朗，對人都特別熱情、特別善良，因此特別願意幫助別人。李新華說這可能也是因為她自己得到老師和同學的很多幫助，因此把這當作一種回報。
“她很喜歡社會義務活動，她參加聾啞兒童教育協會。到這些組織去註冊，然後他們經常組織一些活動，象有的家庭有了這樣的孩子，又不知道怎樣跟他們交流，不知道怎樣教，教育什麼的。就找到聾啞兒童教育協會。他們就給張婧打電話，告訴她有這麼個家庭你能不能去，張婧就去。通常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到別人家裡去。有的時候就陪著人家玩，有時就教他們認認字母。大一點的孩子她就帶他們去看電影。有的時候三、四個或五、六個孩子一塊他們兩個義務工作者就帶他們去海邊，爬山啊。象這些個家長一看張婧雙耳全聾，現在這麼獨立，還能上大學，他們一下就有了信心了。以前沒有碰到過這樣孩子，不知道怎麼辦，現在一看哦，這些孩子長大了也能上大學，也能在各方面獨立起來。所以就有信心。張婧就覺得她就去一下那樣的家庭，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情況就會使人家信心大增，因此她就覺得去得很值得。另外，她還參加紅十字會，擔任救護員。所有的救護員都得參加訓練班，並經考核獲得一個證書。她積極參加學校和社會的活動。現在在大學她幫助盲人往電腦裡輸教材。”
在節目的最後正好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就來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在節目當中張婧的媽媽李新華曾經提到的殘疾人辦公室。
諾拉波奇是墨爾本大學殘疾人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這個辦公室比較準確的叫法應該是殘疾人聯絡組。她向我介紹了他們這個小組的運作，經費的來源等情況。
“維多利亞州的每一所大學或專科學院，其它州也基本上一樣，都有一個殘疾人辦公室，有的有一個工作人員，有的有幾個工作人員。在墨爾本大學有四個全職工作人員和一個半職工作人員。學校的註冊殘疾人有五百人，其中有三十三名聽力障礙的學生。不過不是每一個學生都會來找我們。”
諾拉說，他們的資金基本上有三個來源。
“資金是由聯邦政府提供的。政府每年撥給每一所大學一筆款項。這筆錢就用于殘疾學生、非英語背景的學生或是那些因社會經濟條件可能會使他們處於不利地位的學生，還包括婦女和土著人，而殘疾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學自己也有一筆特殊的資金，主要是由一些院系或一些組織提供的。另外大學本身也有一筆錢用于殘疾人，比如改善學校的設施。這包括是學校的大樓都有輪椅車進出的通道，使校園更加安全，為殘疾學生增添圖書館設施，另外還有在某些公共設施的地方設立一種特殊的裝置，使佩戴助聽器的學生能夠聽到廣播等。除此之外，學校還提供更適合殘疾人的考場和考場監督。”
諾拉說，一般來說學生在登記註冊的時候要寫明他們有那方面的殘障，然後這個辦公室就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必要的服務和設施。以耳聾學生為例，她說，殘疾人辦公室提供諸如筆記員，啞語翻譯等。
諾拉說，他們還在不斷試驗新的設施。她說現在他們在測試一種聲音轉換成文字的電腦軟件。如果成功的話，今後聾啞學生上課就會簡單的多了。
好，各位聽眾朋友，這次“澳洲通訊”節目就為您播送到這裡，本次節目是樊慧強編寫，陳昊為您播報，謝謝您的收聽，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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