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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台北申辦團強調台北將由聽障者主導而由聽人協助的模式辦理2009年聽障奧運，讓全球聽障者同感驕傲、同享榮耀，獲得全場代表掌舞肯定。

財團法人2009年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基金會董事長趙玉平辭職公開信

以體育爭取平等── 誌申辦以及籌辦2009年聽障奧運會的歷程

顧全大局的無奈-籌備委員會基金會董事長趙玉平辭職公開信
     我20年來的聾人社團服務生涯中，對於如下的信仰價值一直奉行不渝，包括堅持聾人主體性、強調聾人自治、主張手語溝通、高舉聾人文化大旗、期待籌辦的經驗在聾人社群中代代相傳，同時厲行以體育爭取平權的最高指導原則，也就是我努力架設完全屬於聾人的舞台和天地，努力建設不再有語言障礙、不再有文化摩擦的理想國。如今竟然在自己一手申辦成功的臺北聽障奧運中一一幻滅，我無顏再面對自己的信仰、更無顏面對ICSD前會長John Lovett生前深切的期許。賽會本身只是聽障奧運的皮、手語才是它的骨，而聾人自治自主才是它的髓，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這番道理有誰能懂？有誰支持？
     我不能忍受出現一個沒有靈魂的臺北聽障奧運，但更不能忍受出現一個失敗的臺北聽障奧運，為免徒增困擾，甚至成為罪人，衡量再三，決定顧全大局，離開這份已經投入6年歲月的工作。 謹此週知！
趙玉平書於96年10月17日
 

趙玉平在二○○七年十月十七日發表公開信，辭去台北聽奧籌備委員會基金會董事長一職。他強調不能忍受一個沒有靈魂與失敗的聽奧，因此離開投入六年的工作。協會的官方網站刊出趙秘書長在德國法蘭克福所寫的「以體育爭取平等——誌申辦以及籌辦二○○九年聽障奧運會的歷程」。摘要如下。

      2002年3月時提報整體計畫書與申辦申請書向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正式提出申請，旋即獲得同意。之後依據聽障奧運會規章向國家體育主管機關（即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奧會（即中華奧會）與主辦城市（即台北市政府）申請提供同意申辦證明。體委會與中華奧會均以樂觀其成的態度迅速提供同意文件，唯有台北市政府以此一賽會總預算5億元過鉅，認為足以舉辦10次國際龍舟節為由而興趣缺缺，遲不願提供向ICSD申辦所需文件。眼見申辦截止時日（2002年6月30日）將屆，復以主席多次來函催請儘速提出申請，只好經由本會名譽理事長紀政協助，找到當時正與馬英九市長競選台北市長的民進黨提名人李應元先生，獲其公開表示支持。此一行動刺激台北市政府由消極面對轉為積極回應，但是，此時已經逾越申辦截止時日了，經與ICSD聯繫之後，得知尚無任何國家城市提出申辦申請，於是繼續與市政府交涉。然而，市政府仍對預算規模以及來源頗為在意，經由教育局與本人會商之後，為求順利取得市府的同意文件，本人乃依照市府的要求，忍痛做了兩點重大讓步：第一、同意預算規模由5億元劇減為1.5億元；第二、同意預算由本會、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與台北市政府各負擔三分之一。作此讓步之後，始與市府達成協議，艱苦地取得同意文件，並於2002年8月向ICSD提出申請。

     2003年年初前往瑞典出席ICSD會員大會，接受嚴格檢驗的時間終於到來。在出國之前，台北市政府由劉寶貴副秘書長召開會議，確定台北市政府也會由白秀雄副市長率領數名業務人員與我們同往瑞典，但表示出國申辦的相關費用無法給予補助，市府只負責市府人員的出國費用；本會人員出國以及文宣所需費用則必須由本會自籌。由於先前本人已經獲得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同意全額補助申辦費用，故對市府關於經費上的決策，本人並不在意。

      決戰的時日終於到了，我們團隊攜帶重達500公斤的文宣品以及紀念品抵達冰天雪地的瑞典北方小鎮Sundsvall。我們依照計劃進行拉票工作。首先由賴銘輝在會場之外架設宣傳攤位，展示各種文宣品，湯金蓮更在攤位上現常揮毫，製作極富中國風格的團扇，免費贈送各國會議代表，他們兩人的聯手出擊，成功地為我們打響第一砲。自以為2009年聽障奧運會垂手可得的希臘雅典見到台北攤位上擠滿人潮，也被迫跟進架設攤位，但因為是倉促架設，遠不如台北攤位的美觀與吸人。其他團員如紀政、陳志和和丁安華則在攤位上辛勤招呼各國代表，細心回應他們的種種問題。投票表決的前一天晚上，我們申辦團宴請各國代表以及ICSD高層，並利用時機進行簡報。晚宴所需經費皆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專案補助款支應。外交部駐瑞典代表曾慶源以及由白秀雄副市長領隊的市府人員也出席了晚宴。那晚我們給予全體參與者一個非常美好的願景，隔天大會公佈的採訪訊息，受訪的四個國家代表中竟有三個支持台北，這個消息為注入了強心針，全體團員們接興奮不已，準備迎接勝利的到來。

     票決當天十分緊張，本人代表台北申辦團上台進行簡報，強調台北將由聽障者主導而由聽人協助的模式辦理2009年聽障奧運，讓全球聽障者同感驕傲、同享榮耀，獲得全場代表掌舞肯定。接下來輪由雅典簡報，主持人雖然是體育部的高官，也是2004年雅典奧運籌委會的重要官員，無奈他是聽人，無法獲得各國代表的共鳴，以口語簡報的方式更令重視聽障文化與自主的各國代表大失所望，終於台北以52票對32票的懸殊比數大勝，為台灣爭取到有史以來第一個奧運主辦權。

     返國之後原本計劃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台北市政府與本會三方聯合召開記者會向國人宣布此一喜訊，然而市府已經先一步召開記者會，宣布「台北市政府」取得2009年聽障運主辦權，本會只好取消聯合記者會的計劃。返國之後不到幾天，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林得福主任委員即邀請本人前往會商，確定本人在申辦簡報時所做的五種承諾，所需經費皆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包括：ICSD 2009年大會各國會議代表3天2夜食宿免費招待、大會期間各國代表團市區交通和機場接送免費、閉幕晚會免費參加、提供300名免費食宿名額給貧窮國家的代表團以及捐款10萬美金給ICSD，以上總計大約需要經費1200萬元左右。此外，林主委考量到我們協會即將展開籌備工作，必須有足夠的經費才能順利進行，特別指示國際處第一年先行補助籌辦經費100萬元給協會，對協會在籌備之初幫助極大。為求籌備工作更為順利，本會行文請求市府比照體委會的作法，先行撥付部份配合款，然市府回函表示全部配合款將於2009年時一次提供。

     2003年4月第一次會議，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由國際處處長張芬芬率領承辦科人員出席，台北市政府方面則由低階的教育局第七科的許股長代表出席。會中初次感受到市府消極以對的態度，

    當年7月15日，我們假中山足球場辦理2009年台北聽障運會籌備處掛牌典禮，籌備處辦公室設於本會辦公室內，兩會合為一體，俾能發揮最大的戰鬥力量。體委會由副主任委員陳榮盛率領國際處相關人員出席典禮，台北市政府則由副秘書長劉寶貴代表參與。自申辦成功至籌備處掛牌，積極地投入籌備作業者，只有體委會與本會，特別是體委會，自申辦階段以至於籌備處掛牌成立，多方給於專業指導與經費協助，不失身為國家最高體育行政機關的職責與身段，令本人銘感五內，這也是本人能夠全力進行初期籌備工作的原動力。

     掛牌完成所有籌備事宜實際上皆由本人一力承擔。此時，工作重點有二：第一、積極與台北市體育處協調聽障奧運18種競賽場地，獲得體育處處長劉家增全力配合，進展尚稱順利；第二、規劃與辦理聽障奧運LOGO與吉祥物的公開徵選，選定大耳奔跑圖案的LOGO以及台北樹蛙吉祥物，皆立即向ICSD報備。

     接著與2005年墨爾本聽障奧運會籌備處建立資訊交換系統，定期交換彼此的籌備資訊，並著手準備組織考察團於隔年年初前往墨爾本考察，所需經費仍由體委會提供補助。成員包括陳志和、許以文、湯金蓮、賴銘輝以及英文翻譯張希斌。我們於5天的考察期間，密切與墨爾本團隊會商多次，雙方就組織架構、競賽場館、交通食宿、經費籌措、文宣行銷、賽會管理、服務接待、聽障文化以及政府角色等等方面進行意見交換，收穫豐碩。由於墨爾本團隊皆具備實務經驗，包括雪梨奧運會、大英國協運動會以及眾多單項世界錦標賽等等，因而他們都能夠井井有條且非常務實的提供我們需要的答案，對台北的籌備工作助益良多。當時即覺得2005年在墨爾本舉辦的聽障奧運會一定會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聽障奧運，後來果然如此。

      2004年高雄市政府取得2009年世界運動會主辦權，市長謝長廷視為重大施政而全力以赴，新聞媒體全面密集報導，獲得社會普遍的肯定和迴響。台北市政府開始改變態度，對聽障奧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心，主動找本人會商相關事宜，令本人受寵若驚。他們得知本會正組織代表團參加墨爾本聽障奧運會，即著手籌組大規模的考察團。本會自以樂觀其成的態度協助辦理相關事宜，特別是與墨爾本籌備團隊間的聯繫，請他們提供全體團員的識別證以及市府長官要求的貴賓證，並請他們在異常忙碌當中特別為考察團安排研習會以及前往各競賽場地觀摩，他們盡皆從善如流、全力配合我們的需求。很可惜，人數多達70人、動支經費超過1400萬的考察團，回國之後能真正投入籌備工作者寥寥無幾，而當時我們協會的國家代表團人數也是70人，但總經費不足600萬元，形成奇異的對比。

     返國之後，台北市體育處處長劉家增向本人建議邀請墨爾本考察團成員之一的葉公鼎教授，以學者專家的身分擔任2009年聽障奧運會籌備處的執行長，本人則轉任籌備處主任，領導執行長從事籌備工作。長期以來籌備業務皆由本人主其事，也已經建立完整的籌備進程，並符合聽障主導的模式，但是，這個模式運作下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無法獲得台北市政府的配合和呼應，或許是市府尚未做好與我們聽障者溝通的準備吧！與葉執行長共事期間，我們的問題主要在於籌備事務是否需要事是依照公部門的規定行事、所有的行政流程是否都要比照公部門的流程來辦？我們都認為這樣做將導致效率不彰，因為我們籌備單位不是公務機關，然而因為經費皆由公部門補助，籌備處負責行政會計作業的人員又盡皆來自公部門，他們極力認為應該一體適用公部門的一切辦法和方式，才能避免責任上身。如此一來，事事只求符合複雜萬端的行政規範，過程完美，卻無助於籌備工作的具體進展，令本人覺得這是見樹不見林的作法，自此開始感受到籌備作業方向已經逐漸脫離務實方向的事實。最麻煩的是文化的衝突無日無之，參與籌備工作的聽人同事雖然知道聽障文化首要建立在手語溝通上，在本人和協會主導籌備工作階段，大家以手語為官方語言，溝通無礙，而今，打開大門迎接這麼多聽人朋友加入團隊，每週近十次大小會議都以口語溝通，本人被迫在自己的家園放棄自己的語言──手語而去遷就口語，讓本人和聽障同仁承受溝通不便的障礙。但是，本人明白這是納入聽人之後，必會出現的結果，既然無法避免，即需要忍耐，一切以達成任務為最高考量。

      郝龍斌接任台北市長後，應該是整個籌備工作方向的轉變的里程碑。他本人較馬英九市長對聽障奧運會表現出較大程度的重視，就任之初的視察各單位，竟然也將籌備處包含在內，本人第一個感受是：我們何時變成台北市政府所屬的單位了？但局勢演變已經不再是本人所能掌握了。郝市長在聽完首次簡報之後，傳出對執行長的表現不滿意的聲音，而打算更換執行長。當時，本人的對口是體育處處長劉家增，本人明白表示不認同這樣的作法，之後市府讓步，但要求再度進行補考性質的簡報，且此簡報在進行之前要先經過教育局長這一關，層層考驗讓執行長備受壓力。本人不解，市府何不依循籌備委員會的章程，依照規定召開委員會聽取執行長簡報即可？反而要像上級召來下級人員報告那樣的作法，令本人十分難以接受。後來本人得知市府不滿意的地方有二：第一、組織架構（未能讓市府充分參與，特別是執行長來自國立體育學院而非台北市立體育學院，意即市府有門戶之見。）第二、行銷宣傳（至少表現不如高雄世運會，但是，別忘了當初是誰大砍預算的？）

      為了讓籌備工作有較大的自主空間，減少公部門規範的影響和干擾，進而提昇工作效能，2009年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基金會應運而生，由市府出資400萬元、本會出資100萬元，計500萬元向市府立案成立，由本人出任董事長，執行長仍由葉公鼎擔任。原本以為基金會成立之後，所有的運作會比較順暢，但是事實上我們受到公部門的約束更甚於未成立之前，基金會各部門為作業細節時起衝突，堅持依照公部門辦法行事的行政部成為眾矢之的，本人與執行長為求內部和諧及效率提升費盡心力，然成效有限。復以基金會董事會成員幾達三分之二以上由官方人員出任，本會推荐之董監事幾無表達意見的空間，更不用說會議時以口語溝通，對本人以及聽障董監事更是造成重重障礙。本人在會中為使基金會內部作業可以擁有較大的彈性和空間，並符合基金會創會最初的目的，特別提出採購方面可以不必比照公家的採購法辦理的提案，但會議通過的結論卻是一體適用採購法。完全未能體認基金會為辦理聽障奧運會的臨時性及階段性的事務組織，形同將基金會定位為永久性的公務機關，本人為此深感失敗，也愧對亟願積極任事的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