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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璇在為研究生教手語。
對鄭璇來說，世界格外安靜：沒有泉的叮咚，沒有鬆的吟唱，沒有熱戀青年在夕陽下的喃喃細語。
除非，在她右耳旁發生一起爆炸，或者，全力在她左耳旁按汽車的高音喇叭，才足以讓她的鼓膜感受到絲毫震動。
幸運的是，佩戴最先進、最昂貴的助聽器，在安靜的環境下，她能捕捉到大多數美妙的聲響。即便如此，她看得見“風不鳴條花著露”，卻聽不見“一湖春月萬蛙聲”……
這點幸運，加上父母在她身上傾注的全部的愛與責任，連同從不服輸的韌勁兒，讓她打破了聾人被施加的“溝通魔咒”，成為中國自主培養的聾人博士，也是全球華人中第一位語言學專業的聾人博士。
在這個星球上，同時精通漢語、英語、中國手語、美國手語的人鳳毛麟角，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即便是聽人，38歲成為教授也殊為不易，但聾人鄭璇做到了。北京殘奧會火炬手、全國自強模範、重慶市優秀共產黨員……這些榮譽讓她成為聾人圈子中的“網紅”。
鋪天蓋地的報導，讓她被公眾神化為“康復明星”，但身處特殊教育圈的她卻深知，自己的成功背後有太多因素，難以簡單複制。
“會說話當然好，能念碩士博士當然好。但最重要的是，聾人需要有尊嚴地、快樂地活著。”她說，“如果說成功是終點，那麼，通向成功的道路有千千萬萬條。並不是只有我才算'成功'。”
和聽人相比，聾人的世界充滿更多艱辛。在輔助技術尚無法解決他們全部需求的當下，聾人內部還存在著“口語者”和“手語者”的鴻溝。“但無論哪個群體，他們的眼睛都是明亮的，他們能用心感受蘊含在細節中的友善、愛與關懷。”她說，“我希望成為聽人和聾人的橋樑，以及聾人內部的'口語者'和'手語者'的橋樑。”
“我期盼著一個沒有偏見、沒有歧視的世界，它可以沒有聲音，但有溫暖。我期望向大家證明，除了聽，我們聾人是真的什麼都能做。”
這是她獲評“全國最美教師”後，在央視舞台上的感言。
鄭璇的聽力是在兩歲半時被剝奪的。因過量使用了一種叫卡那黴素的抗生素，她的雙耳聽力損失程度分別為100分貝和120分貝，一個所有醫生看了都會搖頭的數字。
萬幸的是，她有不服輸的父母。他們學歷普通，卻有異乎尋常的堅持，“一定要讓璇璇像別的孩子一樣！”
他們在沒有任何專業人士指導的情況下，開始家庭口語康復訓練。他們緊緊抓住鄭璇僅有的一點兒高頻殘餘聽力，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開發她的聽說技能。
“父母從a、o、e開始教我說話發音，天天練習，從不間斷。”她回憶說：“大人總是一天到晚在我耳邊大聲喊，吐出的氣流噴到臉上，讓我感覺非常不舒服。有時候我就故意聲音忽大忽小，和他們對著幹……”
愛改變了一切。她的父母從不外出喝酒、逛街、打麻將，社交也減至最低，堅持陪伴她的每一步成長。鄭璇一進入小學就被要求寫日記，父親夜夜批改，10年不輟。
她甚至在6歲就看完了《西遊記》的原著，三年級就開始發表作文，在網絡文學風行的年代，她的電子書登上了“榕樹下”網站的首頁。
就這樣，她有一顆柔軟的心，一張能表達情感的嘴，一支能記錄喜怒哀樂的筆……
對聾人來說，一生中真正的對手，是孤獨。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與孤獨和解，決定了聾人的幸福指數。
在普通學校唸書，讓鄭璇擁有了同齡聽人的學業水平，卻留下許多傷心的記憶。“我和他們不一樣”的感覺讓她無比沮喪。
更多的時光片段強化了這種沮喪感：她因為聽不清老師的話，曾被幼兒園勸退；初中時，她是調皮男生固定的欺負對象；高中期間，她被同學們認為反應遲緩溝通不暢，一學期換過3次同桌；念大學時，知名教授在階梯教室講課，幾百人聽得津津有味，只有她不知所云……
但鄭璇沒有沉淪，她尋找機會，調整心態，極力適應這個並不友好的環境。
高中班主任陶筱琳深得鄭璇的喜歡和信任，她的很多心裡話都會和陶老師說，甚至連日記本也主動給她看。有一次，老師在評語中寫道：你就像一朵純白的花，正在慢慢舒展開每一片花瓣。詩意的文字讓年輕的鄭璇備受鼓舞。
類似的更多溫暖給了她力量。在與“一生之敵”的對峙中，她贏了：她考上了武漢大學國家人文科學實驗班，高考語文150分的總分得了130分，大二時在放棄聽力測試的情況下順利通過英語四、六級考試。
她被保送到武漢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讀研究生，在此期間，她發現語言溝通問題是聾人所有障礙的源頭。“直覺告訴我，手語是一個更讓我覺得自如和親切的世界，我想要去尋找我的同類人”。
當時，復旦大學龔群虎是中國唯一一名研究手語的語言學家，也是把西方的手語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經過一年多的準備，2005年，鄭璇考博成功，進入復旦，成為龔教授的學生，攻讀手語語言學方向。
在這裡，她獲得了學校最高獎——復旦大學校長獎。她開始挑戰更高的天空。
鄭璇攻讀碩士和博士期間，網絡開始興盛，幫助她完成“自救”，並真正走入聾人的世界，和更多人同行。
和很多聾人一樣，她熱愛舞蹈時的自我對話和表達，從小到大一直在跳舞，“似乎契合了紅舞鞋的故事，當然，紅舞鞋也像是一個隱喻，映射了我的特教事業”。
她在聾人在線網站論壇擔任了一段時間的總版主，認識了許多聾人朋友，並跟學手語。
在聾人的世界，“口語者”和“手語者”幾乎是涇渭分明的族群。在復旦時，作為上海殘疾人藝術團的成員，鄭璇每週都要去排練，有一天，在聾人老師向所有演員用手語佈置任務時，另一位熟識的健聽老師進來，鄭璇不自覺地移開視線，和她攀談。此舉引發“手語者”的誤解，認為她不尊重手語，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起。
她被孤立了，這段經歷讓她成了“邊緣人”，在聽人圈子裡覺得孤獨，在聾人圈子裡也沒法完全融入。
“我可不可以完全放棄聽人的身份，接納作為聾人的自我？在我不想說話的時候，能不能只使用手語？”她開始接受自己是聾人的事實，徹底“放下”口語，精練手語，真正體會到靜默無聲的感覺，試圖擺脫對助聽器的依賴。
邁過心理的關卡後，她不再茫然四顧，明晰了自己的未來：走進聾人，幫助聾人，從事聾教育。“我要把手語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聾教育上面，把理論轉化成生產力。”
她到了重慶師範大學，投身聾人高等教育，成為聾大學生的老師。
她不放過任何機會去練習口語和聽力，在“全民低頭族”的年代，手機成了她練習口語、鞏固發音的幫手。
她還努力學習英語和美國手語，在美國做孔子學院教師的一年裡，她作了22場講座，其中21場用美國手語，一場用英語。
正如海倫·凱勒所說，“盲隔離了人與物，聾隔離了人與人”，就算居住在同一個小區，聾人和聽人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各自走著互不相干的路。
如今，鄭璇試圖在這兩條路中，搭建一座互通的橋樑，讓他們相遇並彼此溫暖。
她為“聾生”上課，教大學語文、人際溝通、手語；她也為“聽生”上課，教手語、語言學概論；她還帶著聽障兒童心理與教育方向的研究生，管理著學校的手語翻譯團隊。
在這些努力的背後，她嚮往著一種場景：聾人和聽人能夠無障礙溝通。
要完成這種溝通，就需要一套通用於全國、聾人都能看懂的標準化手語，以及越來越多的懂手語的人。
可是，手語和中文、英文一樣，也是一種語言，有自己的語法規則，也有“方言”的差異。殘酷的事實是，我國電視新聞上的手語翻譯和聾校裡的聽人老師按照漢語的語序比劃出的“手語”，聾人其實未必完全明白。
癥結在於，手語是和漢語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而且，聾人的思維、行動、認知和聽人迥異，這意味著，聽人除了學習手語，還要掌握手語背後潛藏的視覺文化。
這也是以手語為主要語言的聾人學習漢語“難於上青天”的原因。
同時生活在聾人、聽人兩個世界的鄭璇，希望能和其他手語研究者一道，改變這個幾百年來困擾聾教育界的問題。在2015年作為評審專家參與國家通用手語項目結題會後，這個心願愈發強烈。
她總是告訴一些父母，孩子選擇學習口語還是手語，選擇特殊學校還是普通學校，必須因人而異。畢竟，讓聾人成為平衡的雙語人和雙文化人固然是最佳目標，但絕非易事，而一旦失敗，有可能釀成不可承受之重。
很多時候，普通學校老師難以真正理解聾人學生的身心規律。而孩子遭受的心理困擾又常常是隱形的、看不見的，除非它積累到一定程度後爆發，不然很難被發現。這意味著，如果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持，讓聾人盲目地去往普通學校，很可能是將他推向火坑。
站在聾人的立場，鄭璇深深地明白，打破“溝通魔咒”絕非一日之功，在一個由聽人主導的環境裡，聾人要得到內心的溫暖，需要更大聲的吶喊。
人們很容易就會察覺一名肢體殘疾的人，或是與墨鏡、盲杖為伴的盲人，並給他們友善的關愛，卻下意識地忽略身體外觀健全的聾人的需求，甚至感覺被聾人誇張的表情和特別的言行冒犯。
鄭璇希望，能有一天，社會對聾人充滿寬容，並給他們必要的支持和幫助。“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溝通不再是困擾聾人的迷局。無論是使用口語還是手語的聾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無障礙環境，都可以獲得自己的最大化發展……”
為此，她希望自己成為聽人和聾人兩者間的“語言橋”架設者和文化大使。這將是一條漫長但充滿希望的路。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田文生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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