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余姚法院開庭審理一起特殊的凶殺案，說它特殊是因為被告是一名聾啞人。為了更好地溝通，控辯雙方各自聘請了一名聾啞老師做翻譯，而在庭審現場，為了更好地理清案情，被告人還做了一回臨時“導演”，在被告律師和法警的配合下，模擬“啞劇”再現了一次案發現場。記者 高凱

　　命案嫌疑人是名聾啞人

　　今年的4月5日，余姚朗霞街道朗霞村發生一起命案，一名年輕的女子被殺害在路邊一廢棄的小屋中。經過現場勘查，警方發現凶手手段殘忍：不僅用磚頭砸被害人的頭，最終還用繩子勒死了被害人，而且在行凶過程中，凶手還用塑料袋套住了被害人的頭。經過進一步調查，警方鎖定一名嫌疑人，該嫌疑人是名女子，姓高，是一名聾啞人，與被害人在同一個廠里工作。

　　警方之所以鎖定高某是嫌疑人，除了在案發現場發現一枚高某的血指紋外，還因為高某與被害人之間本身就有瓜葛。高某的老公與被害人有曖昧關係，被害人生前已經有了6個月的身孕，而鑒定結果，被害人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高某老公的。

　　很快，高某就被余姚警方抓獲，警方隨後請來余姚一聾啞學校老師做翻譯，給高某做了筆錄。在筆錄中，高某承認被害人就是她殺的。

　　手語溝通不暢，案情蹊蹺

　　由於高某自己承認殺人，案件很快就進入司法程序，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但由於高某家人沒給高某聘請律師，於是司法機關指定浙江康派律師事務所的陳金林律師，作為高某的代理律師，進行法律援助。

　　接受案件後，陳律師按例到看守所詢問高某情況，這次陳律師特意從寧波的聾啞學校里找了一位老師。這次交流後，陳律師發現高某前後的交代存在很大差異。

　　律師辯稱被告高某是無辜的

　　警方在辦案時，高某交代說是她獨自一人尾隨被害人到達了小屋，然後殺死了被害人。而這次，高某交代說，她看見被害人與兩名男子一起離開的，她是在小屋附近遇見了被害人，而且她並沒有殺害被害人。

　　前後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差異呢，聾啞學校老師分析說，是因為高某並沒有上過正規聾啞學校，手語表達很不正規，這就致使聾啞老師也無法肯定地了解高某要表達的意思，哪些是高某看見的，哪些是高某所做的，有些也只能靠推測，這樣一來，也就可能造成翻譯時的混淆，把高某看到的，誤當作了高某所做的。

　　由於覺得案件中存在疑點，陳律師分析後認為，高某可能是無辜的，於是準備給高某做無罪辯護。

　　控辯雙方各自聘來聾啞老師

　　昨日上午9：30，余姚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庭審由寧波中級人民法院法官主持，主控方是寧波市檢察院，提供法律援助的陳律師則坐在被告辯護席。在開庭時，控辯雙方都各自從不同的聾啞學校請來了聾啞老師，作為翻譯。

　　檢察院認為，高某因其丈夫與被害人有不正當男女關係，遂預謀報復，于2008年4月5日18時許下班後，尾隨被害人至村廢棄的小屋內，用磚頭砸頭、繩子勒頸等手段，將被害人殺害後逃離現場。控方提供了高某丈夫的口供，証明高某曾和被害人有過衝突，有作案動機。而且當天下午，兩人離開廠里前，高某還主動幫被害人分擔了一些工作，這一行為對於有衝突的兩人來說，很是異常。最後檢方還提供了手印鑒定書、尸體檢驗意見書等證據，控方認為高某涉嫌故意殺人罪證據充分、確鑿。

　　辯護的陳律師則認為，高某丈夫的口供不可信，因為高某丈夫本身與被害人有曖昧關係，可能存在偏頗。而且高某的丈夫在庭審之際，突然同孩子一起消失，無法找到本人，法院也聯繫不上，所以口供不能採信。另外辯方還提出，控方指証高某曾用磚頭砸過被害人的頭，可磚頭並沒有找到，而且在勒死被害人的繩索上，也找不到高某的指紋及皮屑等殘留物。至於血指紋，也只能証明高某曾到過案發小屋，並不能証明高某作案，因此，辯方認為被告人高某無罪。

　　被告人庭審上做起了臨時“導演”

　　庭審上，由於控辯雙方各執己見，而且都以各自的詢問筆錄作為證據，因此為了能更好地理清案情，審判長同意辯護律師的申請，由被告做“導演”，在雙方聾啞老師的共同翻譯，以及辯護律師和法警的配合下，模擬事發現場，重現當天下午的事發經過。

　　通過翻譯，高某“訴說”著，當天下午，她和被害人一起下班，隨後被害人接了個電話，跟兩個男子一起離開了。她由於要去騎自行車，就落在後面，在快到路邊的小屋時，她看見被害人與兩男子一起進了小屋，由於好奇她就跟過去，躲在門邊偷看。

　　在說到小屋里的情景時，辯護律師和法警分別扮演小屋里的人，高某“指揮”一名律師蹲在牆邊，另一名律師和法警則站在牆邊。高某說她看到被害人與其中一男子摟在一起，另一男子則在牆角方便。本來她並沒什麼事，但一不小心頭磕在門上，響聲驚動了屋里的人，在方便的男子就衝出來，將她拖進屋里，用手將她掐暈了。等她醒過來，被害人已經死了。在說明兩名男子的去向時，高某則一會兒表示兩人都走了，一會兒表示其中一個人走了。不正規的手勢，讓兩名翻譯老師也不敢肯定。

　　整個庭審持續了3個多小時， 由於案情特殊、複雜，主審法官表示，要經過庭下合議後，擇日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