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4月15日 09:02:29 來源：中國青年報
過去的一年多，攝影師劉浚致力于拍攝中國聾啞兒童的生活。他的鏡頭裏，記錄了上百名聾兒的生存狀態。
這個28歲的年輕人，被父母責怪為沒有一份“正經工作”，也沒有穩定收入。唯一能表明他身份的，是名片上印著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官方合作攝影師”。
3月26日，T42次列車緩緩駛出北京西站。劉浚要趕去陜西“還債”。“債”是去年11月欠下的。幾位西安網友給他發來一些聾啞學生的信息，並邀請他前去拍攝。但那恰好是他最窮的時候，“錢包裏只有30塊錢”，買不起一張到西安的火車票。他只好告訴網友，“眼下很忙，等等再說”。
實際上，劉浚轉身便去掙錢攢路費了。
一個家庭有多脆弱
在火車上安頓好，劉浚從馬甲兜裏掏出網友提供的失聰學生名單。這些學生大都就讀于陜西省鹹陽市武功縣紅太陽學校。
只是他還未來得及看名單，手機已收到短信息。發信息的人是西安美術學院特殊教育學院的一名畢業生，邀請他去拍攝那裏的失聰大學生。
“跟他們交流時，盡量要說這個，不要直接說‘聾啞’倆字，不然他們可能會介意。”小夥子一臉嚴肅地指著“失聰”兩個字，提醒記者。
經過19個小時奔波，劉浚冒雨趕到了紅太陽學校。校園不大，200多名健全學生和34名失聰孩子同處一個院子學習和生活。
劉浚扔下行李，拿起相機，抓了一把糖果塞進馬甲兜裏，便直奔二樓的聾兒教室而去。眼前的學生，最小的6歲，最大的19歲，都趴在油漆斑駁的課桌上，擠在兩個相互連著的小教室裏。
“我可以拍照嗎？”他壓低聲音問正在上課的女教師高亞蘭。
“什麼？你大聲說，他們聽不到，不會受影響。”高亞蘭提醒道。
近4個月沒有直接和聾啞人打交道，經高亞蘭一提醒，劉浚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腦門。
他習慣性地把目光轉向孩子們的耳朵，發現“竟然沒有一個戴助聽器的”。
“拍了那麼多聾兒，這是我見到的最慘的！”在拍照的間隙，他一遍遍向身旁的網友感嘆道。
後來到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學院時，這個土生土長的北京小夥兒首先看的，還是學生們的耳朵。他發現全院90個學生，只有一個做了人工耳蝸（一種能使全聾患者恢復聽覺的醫學裝置）手術。
做一個這樣的手術，大約需要20萬元左右，那大概是他肩上背的攝影器材的價格。
這是劉浚第一到西部拍攝，像這樣一次次令他震驚的狀況，一直伴隨他的整個拍攝過程。
名單上第一個名字是“雷海珍”。不過，13歲的小女孩幾天前患上感冒，已被母親領回武功縣薛固鄉下雷村的家裏，一直在打吊瓶。
劉浚約上高亞蘭，租車趕到雷家。剛剛病愈的雷海珍正在紡線。臥室又暗又小，土炕前勉強能擺下一架紡車。十幾個紡錘上的紅線與白線，是她和媽媽輪流紡出來的。雷海珍用手語告訴老師，這是在給姐姐織嫁粧。
小海珍身上的衣服，全是網友捐的。透過鞋尖已經開裂的運動鞋，能夠看見白色的襪子。見有陌生人來，她用力把腳趾往裏面縮，想不讓襪子露出來，同時把紅腫的雙手緊緊插在衣兜裏。
不過，看到老師讓她很高興，臉上便挂著笑容。這表情像是“傻笑”，高亞蘭很熟悉。2007年春天，雷海珍來學校報名，高亞蘭第一次見到她時，這個女孩就是衝老師傻笑了一下。那時，雷海珍穿著已經發白的紅色外套和藍色牛仔褲，腳上的運動鞋也開膠了。
那年海珍11歲了，才開始上一年級。高亞蘭帶她去和班裏同學見面時，雷海珍也是朝大家咧嘴笑了一下，然後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從粉紅色的舊書包裏，掏出一個本子和半截鉛筆。除此之外，她再無其他文具。
如今雷海珍也是傻笑著，到門口迎接老師和客人。她身後的門洞上，垂挂著塑料和舊布條，下面依次擺著一個陶缸、幾個大小不一的鋁盆和塑料盆。屋檐上的雨水沿著塑料和舊布條，有一滴沒一滴地滴著。陶缸裏略顯渾濁的水中，能看見一些小蟲子在蠕動。
雷海珍的媽媽解釋說，這雨水要用來洗菜和洗手洗腳。自家井上的水泵壞了很長時間了，沒錢買新的，吃水只好從鄰居的井裏提。這趕上雨天，接點雨水，少從鄰居那裏提點水，也就少討人嫌。
由于家裏欠人家4000塊錢，雷海珍的爸爸已在十幾天前出去躲債了。在孩子們上學需要用錢時，這個男人常常會“失蹤”。門楣上貼的一小張紅色剪紙，在微微顫動。她家過年沒錢買對聯，就貼了這剪紙。
在鄰居眼裏，這個家現在已經不像個家了。從他們七嘴八舌的介紹中，劉浚得知，雷海珍的爸爸是當地技術最好的電焊工之一，腦子挺靈。1988年，雷海珍的姐姐出生。3年後，雷家盼來了一個兒子，卻發現是先天性殘疾。1996年，在雷海珍出生前，家人都希望生下的是個健康的兒子。
當時計劃生育政策很嚴，為避免被工作隊的人發現，剛生下的女孩兒被整天捂在炕上。悲劇最終在雷海珍7個月大的時候發生。她的耳朵開始流膿流血，她媽媽向婆婆要錢給孩子看病，卻遭到了失望老人的拒絕。幾經拖延，雷海珍最終失聰。
不僅如此，這個不怎麼受家人待見的小女兒，也沒有給上戶口。一歲半時，她被送給甘肅的一戶人家。幾十天後，對方發現孩子對聲音沒反應，就又送了回來。
劉浚試圖問雷海珍一些問題，但因為她所學的手語有限，小姑娘只能表現出一臉茫然，緊張地靠在墻上，用手不斷摳墻上的小孔。
在她哥哥看來，正是自己的殘疾和妹妹的聾啞，使得“整個家庭的幸福和信心，都在瞬間破碎了”。
“我爸爸對我們這個家沒有信心了，沒負起責任。”18歲的小夥子說道。他的神情有些憂鬱，甚至帶著一絲冷漠。
他成績優異，考上了當地最好的高中。妹妹這些年的遭遇，他很清楚。“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讓妹妹過上好日子！”在與劉浚道別時，他鄭重地說了這句話。
一張“全家福”有多難
這樣的話，劉浚已經聽了不下百次。
2008年9月，他到深圳拍攝一個聾兒。孩子的爸爸和爺爺，都是當地有頭有臉的人，身家以億計。一下飛機，劉浚便被一輛奔馳車接到了別墅裏。當晚，平時不怎麼沾酒的老爺子多喝了幾杯，之後跟這個年輕人幾乎倒了一晚上苦水。
老爺子當初立下規矩，如果兒媳能生個孫子，便大加獎勵。最終孫子生了，卻發現先天失聰，“一家人的心頓時一緊”。
“只要能把孫子的耳朵治好，花多少錢都行。”老爺子幾乎逢人便是這句話。他花錢為孫子做了耳蝸手術，把孩子送到香港最好的語訓學校，家裏還專門請了一個語訓老師。在老爺子看來，只有這樣把錢花到了，心裏才稍微覺得安慰。
有一天，孫子終于開口喊了聲“爺爺”，盡管聽上去有些大舌頭的感覺，但這讓老爺子高興了好幾天。
“你知道嗎，叫這一聲‘爺爺’，花了四五萬塊錢。”老爺子告訴劉浚。但他轉瞬又強調：“如果孫子正常，我寧願住筒子樓！”
花錢買安慰這樣的事情，對武功縣彭家底村的彭永發來說，實在太過奢侈了。這個66歲的鄉村醫生，是名單上的學生彭儀的爺爺。隨著兩個聾啞兒子的出生，他的幸福生活似乎也突然消失了。
好在老人名聲不錯，兩個兒子最終都娶妻生子。但老人心裏的那根“弦”從沒敢松，直到大兒子生下一對健康的孩子，他終于喘了一口氣。
但這口氣並沒喘太久。2003年10月，小孫女彭儀出生，孩子像她媽媽一樣，僅僅殘存一點聽力。不僅如此，在發現女兒也聾啞之後，彭儀的媽媽丟下女兒和丈夫，在2005年春節離家出走。
找回妻子，成了彭儀的爸爸這些年唯一做的事。“這4年多，他一直在外面，有時候一年回家一次，有時候整年不歸。”彭永發苦笑著告訴劉浚。
每當彭儀問起媽媽怎麼還不回來，老人一如既往地告訴孩子“媽媽在外面打工忙”。須發花白的老人，不得不親自將年幼的彭儀拉扯大。而彭儀叫得最清晰的，也是“爺爺”這個稱呼。
作為醫生，老人原本不信神信鬼。但在孫女出生後，有人說是彭家的祖墳埋得不好。這個一度只信科學的老人，第一次動了自家祖墳。他甚至還請來巫婆作法。
“沒有辦法，就當是為娃們積德積福吧。”老人摸著彭儀的頭，無奈地說。
2008年6月，劉浚在安徽農村時，也有聾兒的爺爺拉著他哭訴：“我們家祖上八輩都是貧農，沒有為富不仁，沒幹什麼不積德的事啊！”
27歲的劉珍從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學院畢業後，臨時留校工作。她至今還記得24年前自己因注射青霉素過量而失聰時，媽媽帶著自己四處求醫的情景。“那時我媽媽非常痛苦，差點不想活了。”她在紙上一筆一畫地寫道。
劉珍聰明漂亮，2008年曾參加殘奧會開幕式表演。在學院裏，她是學生們的老師和“青春榜樣”。正是父母的苦苦支撐，才使得她一步步完成了大學教育。
到聾兒家拍照時，劉浚無一例外會給每家都拍一張全家福。
這個習慣來自他在吉林白城的一次經歷。那個聾兒家庭，裝不起防凍玻璃，雖是中午，但家裏的墻壁上凝著霜，窗臺上結著冰。家裏兩個孩子唯一可玩的東西，是一副撲克牌。哥哥站在炕上一把將牌在空中撒開，口中喊“下雪了”，失聰的弟弟則從地上把牌一張張拾起來，交給哥哥。他們一遍遍地重復玩這個遊戲。
劉浚在一旁拍下這個場面後，孩子的父親開口了。他請劉浚給他們拍張全家福，理由很簡單——“等我死了，孩子看到照片，還知道我長什麼樣。”
拍完這張全家福，劉浚說，他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聾兒幸福不幸福，首先在于全家人怎樣呵護。”
如今，他有了更鮮活的解釋：“你看看劉珍，如果不是她爸媽和家人一心想救她，她絕對沒有今天。”
當然，他更忘不了的是在北京聾校昌平分校看到的一幕。時值新年，學校給孩子們分蛋糕吃。蛋糕剛剛切好，有個孩子便衝過來搶了最大的一塊，扭頭便走。
“這個孩子怎麼這麼自私！”劉浚心想。但後來他發現，搶到蛋糕的孩子，自己並沒有吃，而是徑直拿著蛋糕到了另一間教室，找到了另一個孩子。
劉浚記住了這個“自私”的孩子，並和在聾校附近租住的聾兒家長們聊起這事。有家長告訴他，那兩個孩子是兄弟倆，都是聾兒。家裏經濟條件有限，只能給一個孩子做耳蝸手術，另一個戴助聽器。父母原本決定讓兄弟倆抓鬮，但哥哥知道後，把做耳蝸手術的機會留給了弟弟。那個搶蛋糕的孩子正是弟弟，他要把好東西給他哥哥。
只是，這次在陜西拍的這兩張“全家福”，讓劉浚覺得不是滋味。在照片裏，6歲的彭儀看不到她的父母，13歲的雷海珍也找不到她爸爸的影子。
一道鴻溝有多深
在雷海珍需要用錢上學時，她的爸爸總會習慣性地“消失”，待孩子在學校安頓好之後，他就會回到家中。這讓學校的老師們對小姑娘的未來，“心裏沒一點兒底”。
“誰也說不準，她的書還能讀多久。”高亞蘭告訴劉浚，就在2008年，還沒上完一年級的雷海珍曾一度失學。
2008年4月，雷家準備蓋新房子，雷海珍的姐姐把自己在廣東打工攢下的9000元錢寄回家。她媽媽剛從銀行取出錢，便被人在大街上搶了，新房子于是泡湯。
一個月後的一個星期三，雷海珍在教室裏收拾起了書包。“要去哪裏？”同學們問她。“和媽媽一塊回家。”她笑著比畫道。
她回家後才知道，媽媽要帶她去內蒙古幫人摘枸杞子。在內蒙古時，小姑娘常常在地頭躺著就睡著了。後來媽媽告訴她，摘這些紅紅的東西能掙錢回家讀書，她便來了勁頭。偶爾在半夜醒來，她會跟媽媽比畫說，想回去上學。
每天從早上5點摘到晚上9點，母女倆最多能摘60斤，一斤6角錢。前後50天，她們掙了1700多塊錢。
雷海珍吃飯時，每咽一口，喉嚨會發出一種像是被卡住了似的“嗯嗯”聲。一開始，聽到這聲音，高亞蘭覺得難受，吃飯時會刻意離她遠一點。但雷海珍突然退學，沒了那種“嗯嗯”聲，高亞蘭反倒不習慣了。
今年春節後，在網友的幫助下，雷海珍重回學校，這讓高亞蘭喜出望外。還是那個穿著發白的紅色外套和藍色牛仔褲的雷海珍，傻笑著和大家打了招呼。然後從一個白色的方便袋裏，拿出她所有一年級和二年級的書，還有她曾用過的本子和半截鉛筆。
她盡力想用手語向老師敘述她過去一年的生活，但怎麼也比畫不出來。不過高亞蘭注意到：“她回來上學時，臉比以前更紅，手也比以前更粗糙了。”
“你看她的手，完全不像是一個13歲孩子的手。”劉浚說道。他剛給雷海珍的手和凍傷的臉拍完特寫。
輟學期間，雷海珍曾叫開學校大門，到教室裏轉了一圈，然後把兩只手插在上衣兜裏，低著頭走回家。在哥哥的記憶裏，她不開心的時候，常常喜歡這樣低頭走路。
重返校園後，小姑娘告訴高亞蘭，她將來想當老師，因為當老師可以給同學上課，可以和同學玩，可以留在學校。
然而平時下課後，雷海珍卻常常獨自坐在教室裏看書，或是站在二樓窗前，看樓下院子裏的健全孩子們玩耍追逐。
聾啞學生喜歡遠遠地看健全同學做遊戲，他們相互打著手語，對遊戲發表議論。偶爾有膽子大一點的，會靠近些，但並沒有機會加入。
在一旁看著這場面的史校長，進退兩難。紅太陽是一家原本只招健全學生的寄宿制私立學校，學生大部分是留守兒童，2003年才開始招收聾啞學生。史校長希望兩類學生之間可以多一些交流，“畢竟聾啞孩子長大後，還是要接觸社會上的健全人”。
但今年春節過後，學校的健全學生一下少了四五十人。家長告訴史校長，他們發現孩子回家跟人說話時，像聾啞孩子一樣邊說邊比畫，他們擔心，孩子會被聾啞孩子影響得不會說話了，于是選擇轉學。
這讓劉浚想起，離開北京前在地鐵裏的一次經歷。當時有三男兩女在打手語，聾啞人進行手語交流時，往往顯得表情誇張而情緒激動，這讓周圍的人都轉過來看他們。有個小孩跟媽媽說“真有意思”，便跟著學。媽媽拍了孩子一下，厲聲說：“別學這個！”然後狠狠瞪了一眼那5個聾啞人。
劉浚上前和他們交流，得知他們是北京聾校昌平分校的學生。
“我們是兩個群體，不可能交健全的朋友。”下地鐵前，學生在劉浚的本子上寫道。
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學院，為了促進相互交流，聾啞學生的宿舍和健全學生的宿舍被安排在一起。“我們有時候也跟他們交流，比如踢球，但是很少。”23歲的楊峰還沒在紙上寫完這句話，圍觀的同學幾乎同時都點了點頭。
他們喜歡足球，但跟他們提到“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這句著名的解說詞時，他們搖了搖頭。他們曾與我們同時觀看電視屏幕，但他們永遠無法體會這句話誕生時的聲嘶力竭。
作為學院裏唯一一個做耳蝸手術的聾啞學生，小李原本是大家羨慕的對象。但一出校門，他很少戴耳蝸。因為在公交車上，常常有人看到這個不大像耳機的東西，好奇地問他戴的是什麼。
“這樣就讓別人知道自己是聾人了。”17歲的男孩試著說了好幾遍，但劉浚還是沒聽明白，他只好在紙上寫下來。
大多數時候，這些聾啞學生還是樂意跟本院同學一起玩。女生們喜歡在一起追捧韓國帥哥明星，男生們則聚在一起在網上看成龍的動作電影，看足球比賽。為了爭論曼聯隊和利物浦隊誰是英超最牛的球隊，他們會把一枝筆奪來奪去，把記者面前的一張A4紙寫得密密麻麻。
同樣也是在一張A4紙上，記者問雷海珍：“你幾歲了？”
“13。”她寫道。
“在哪裏上學？”
小姑娘看著紙上的字，搖了搖頭。她看了看媽媽，試圖尋求幫助，但媽媽不會手語，只是重復地大聲對她喊道：“你在哪兒上學？”
她認真地一遍遍看媽媽的口型，最終還是搖了搖頭，咬著手指頭，有些難為情地笑了。我們的交流，也只能到此結束。雷海珍低頭去逗腳邊一黑一白兩只小狗。她媽媽說，這是她最開心的時候。
幫媽媽做完家務後，她喜歡到巷道和村頭走走。除了同村另一個聾啞女孩，她很少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見到鄰居，也只是點點頭。
一個“喜喜”字有多辛苦
“現在我算知道聾兒家庭能慘到什麼地步了。”在雷海珍家進進出出拍照時，劉浚一再重復這句話。
並非所有人都願意像他這樣直面這種慘狀。這一點，他很清楚。
在劉浚從事攝影的第10個年頭，他準備拍點有意義的東西時，一個做公益事業的朋友告訴他，“據2006年不完全統計，在全國的8000多萬殘疾人中，聾啞人有2000多萬，其中5％左右是先天性殘疾，7歲以下的聾兒達80萬”。他被這組數據震驚了，于是開始拍攝聾兒群體。
他原本在一家文物研究院上班，每天的任務是為文物拍照，突然間卻三天兩頭到中國聾兒康復中心、同仁醫院跟一些聾兒家庭接觸。
2008年春節一上班，領導給了他兩個選擇，要麼老老實實在研究院待著，要麼辭職。他選擇了後者。與此同時，在銀行工作的女友提出分手，並丟給他一句話，“整天到處瞎跑，不正經工作不正經生活”。
2008年4月，在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等有關機構支持下，劉浚的攝影展“天愛——關注失聰兒童”得以舉辦。事後，他到北京一所高校辦了第一次講座，在該校第二大的電教室裏，只分散坐著6個聽眾。而為聯係這事兒跑前跑後的志願者，就有7個。
“當時我眼淚都快下來了。我一直覺得自己做的事情特有意義，但那會兒發現，不過如此。”劉浚一邊說，一邊把因為搖頭嘆息而下滑的眼鏡，扶回到原來的位置。
盡管這樣，當晚他還是從19：30準時開講，直到22時“有些悲壯地結束”。
而拍攝的過程也常常並不順利。不少聾兒的父母，並不願意自己和孩子被拍。“拍了這照片，你要是出了名，我頂不住壓力。我可以在村裏丟人，但不能在全中國丟人。”這些父母有他們的道理。
4月2日是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學院招生報名的日子。一個衣著時尚的女子，帶著一個聾啞女孩來報名，卻始終躲在招生現場的茶色玻璃背後，直到兩小時後，招生老師到場，她們才走出來。
深圳那個富豪老人，一開始也拒絕了劉浚。“如果所有人都不願意被拍，就永遠沒有人會關注聾兒這個群體。”再次通電話時，劉浚這句開門見山的話，讓他獲得了拍攝機會。
只是這些照片，至今只能存在劉浚的電腦裏。老人擔心一旦這些照片發表或展出，以後孩子知道了，會影響他的成長。
“傷口只有長在自己身上時，才知道痛。”老人告訴劉浚，以前當地殘聯找上門來募捐時，他每年“也就意思意思”。而現在，他已經跟家人交待，“等我死了，把我的財產全部用來成立一個聾兒基金會。”
然而，哪怕是些微的幫助，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學院的應屆畢業生看來，都是那麼稀缺。他們的工作，至今均無著落。
“他們說寧願要女娃也不要我們（聾啞男生）。”楊峰在紙上寫道。
“他們都是騙人的，為了減稅而來的。”另一個學生寫道。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聘用殘疾人達到一定比例，企業可以減稅。這些畢業生去過很多次招聘會，結果都是無功而返。
有學生跟劉浚抱怨，學院不關心他們的就業。作為學院的負責人，秦東對此也頗為頭痛。“健全畢業生的就業形勢已經很嚴峻，至于聾啞學生，靠學校的力量根本解決不了。”他邊說邊撓頭。
曾經有企業想在學院招幾個學生，不過企業領導告訴秦東“這些學生最好是配成對兒來”，因為在解決完工作之後，聾啞人面臨的更大問題是婚姻和家庭。
由于手語的語法和表達習慣，跟健全人的語法不大一樣，在與健全人交往時，聾啞學生也確實面臨著諸多問題。秦東收到的請假條上，寫的是：“秦老師，我應該請假了。”而類似這樣“別扭”的短信，他經常收到。
秦東面前的兩個櫃子裏，5個隔層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獎杯和獲獎證書。但這些榮譽，並沒有給學生們帶來就業機會。
“不公平，不平等！”劉珍寫得更為直接。
聾啞學生的求職簡歷和健全人唯一不同的是，在手機號後面，他們需要加一個括號，寫上“發短信”三個字。而這，往往意味著他們收不到回音。
這些經歷，對雷海珍來說，還很遙遠。甚至上大學，她也根本都沒想過。放假在家時，她喜歡看電視，盡管不大知道電視裏發生了什麼，但看電視裏的人哭她也哭，人家笑她也笑。看電視裏的人結婚了，她會跟媽媽打手勢，然後在地上寫一個“喜喜”字。
這個正在給姐姐織嫁粧的小女孩，還不知道對一個聾啞女子來說，要給自己寫這樣一個“喜喜”字將會多麼辛苦。其中的滋味，劉珍清楚。
劉珍的男友是健全人，農村出來的大學生。為此，秦東還曾給劉珍做思想工作，勸她最好找個聾啞人，這樣會“少很多事情”。但劉珍告訴領導，自己喜歡健全人，要像健全人那樣戀愛結婚。
如今，經過3年戀愛，他們已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但這段感情，從一開始就遭到男友父母的反對。
“我為他父母做什麼事情都行！”劉珍寫道，她一心想說服男友父母同意男友和自己結婚。她想給他們看自己的個人簡歷：她曾參加在日本舉行的國際殘疾人職業技能大賽，並作為中國殘疾人代表團的代表上臺接受主辦方的祝賀和問候，她還參加過殘奧會開幕式演出。
然而被問到有沒有信心時，她搖頭寫道：“不知道。”
一束光能照多遠
拍完最後一個聾兒家庭，劉浚在天黑前返回了武功縣城。
晚飯時，劉浚告訴高亞蘭，自己第一次拍攝的聾兒，是河南省洛陽市的一個棄嬰。這個女嬰被好心人收留。收養她的人，給她做了耳蝸手術，還把撿到她的那一天，作為她的生日。
聽到這些，高亞蘭突然眼圈一紅，在飯桌上掉起了眼淚。在下午家訪的過程中，她無意中得知自己曾教過的一個腦癱學生，在去年夏天退學後，被家人托人帶到廣東扔了。
“他身體那麼差，能活三天就不錯了。”高亞蘭很擔心，甚至絕望。
她所教過的殘疾學生，大多像雷海珍一樣沒有戶口。他們無論是生，還是死，都沒人能從戶口簿上找到他們。在這個國家數以十萬、百萬、千萬計的統計口徑中，他們不過是一個並不存在的“0”，再“陽光”的政策，也照耀不到他們。
有一次，高亞蘭好不容易遇到一個願意資助學生的網友，當她告知對方要資助的學生是聾啞孩子時，對方立即就放棄了。
“現在唯一支撐著他們的，只有他們貧困的家庭。”高亞蘭在博客裏寫道。而劉浚相信，用鏡頭對準他們，至少會有一束光，使他們無聲的世界不至于一片黑暗。（記者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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