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9日 08:05:03 來源： 《天津日報
來源：天津日報 圖片由鳳凰衛視提供
周有光小傳
■ 1906年生于江蘇常州。1923—1927年，就讀于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
■ 1928—1949年，任教光華大學、江蘇教育學院和浙江教育學院；任職新華銀行，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1949年回國，擔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
■ 1955年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和委員。參加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聾人手指字母方案。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該組織經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 7098)。
■ 擔任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方三人之一。提倡現代漢字學和比較文字學。出版《漢字改革概論》、《世界文字發展史》、《比較文字學初探》等語文專著20余種，發表論文300多篇。2002年出版《周有光語文論集》（四卷）。2007年編訂《網絡文存》。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歲口述》。2009年出版《朝聞道集》。
2010年歲末，由鳳凰衛視主辦的“智慧東方——2010中華文化促進人物”評選和頒獎活動引起了大眾的廣泛關注，其中首批上榜的文化人物中，105歲的周有光老人格外引人注目。
出生于1906年的周有光一生充滿傳奇，他早年留日，攻讀經濟學，後在美國工作。1949年回國，幫助謀劃上海的經濟建設。 1955年，他受命改行，參與設計“漢語拼音方案”，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他也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三位編委之一。而且，他還是中國人裏屈指可數的與愛因斯坦當面交談過的人。周有光的夫人張允和是“張家四姐妹”中的老二，老三張兆和是沈從文的夫人。周有光有個外號叫“周百科”，就是拜連襟沈從文所賜。
如今，走過一個多世紀的周有光說：“我看著私塾變成了洋學堂，從留辮子到剪發；看著家裏從原來點洋燈變成點電燈，用上了電腦；還有手機，萬裏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邊了。不是過上神仙生活了嗎？”
“上帝太忙，把我忘了”
105歲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講笑話，一笑就用手擋在嘴前，好像不該笑得這麼開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調皮地說，“我不講究吃，可是有好東西我要吃。”
周有光盡管有些耳背，採訪中偶爾還得借助紙筆，但筆者自始至終都能感覺到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維的敏銳和精神的豁達。
“文革”時，下放到寧夏，“大家以為不會回來了，很多人心情很壞，我覺得很好，不是下放這種地方我怎麼會來？都不知道中國還有這種地方。過了兩年4個月，林彪死了我又回來了。所以我不發愁，發愁沒有用處。我遇到過許多困難，已經有經驗了，覺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著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漢字改革概論》發行量很大，但“上世紀50年代有稿費的，‘文革’時就沒有了，我好多書都沒有稿費。我們的稿費真少，現在的跟上世紀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價漲幾十倍了，靠稿費吃飯你要餓死了”！
改革開放後，換到朝內大街後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積被分成4間，已經是特別優待。“後來單位在方莊買了比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說年紀大了，不活動了，小一點無所謂，半張破桌子、半間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沒有意思。再說我是過過好生活的人，不在乎這個。”
妻子張允和80歲時回憶昔日戀愛情景，寫了篇《溫柔的防浪石堤》，文中寫道：“兩個人不說一句話。他從口袋裏取出一本英文小書，多麼美麗的藍皮小書，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小書簽夾在第某幕、第某頁中，寫兩個戀人相見的一剎那。什麼‘我願在這一吻中洗盡了罪惡！’這個不懷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書放進了口袋，他輕輕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雖然他沒有用一吻“洗盡了罪惡”，但從此，“她一生的命運，緊緊地握在他的手裏……”
周有光至今仍勤于筆耕——不，按他的說法，是“指耕”，他每日用中文電子打字機寫作。他對用打字機寫作讚不絕口，講每天都用打字機寫作，比手工快5倍，說著拉開辦公桌抽屜，只見裏面放著很多電腦軟盤，他隨手拿出一張軟盤說，這就是一本書；又拿出兩張說，一部大的書，兩張軟盤。“我寫作沒有固定的時間，年紀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覺，我利用精神好的時候寫文章，工作效率並不低。”
有人稱周有光為“新潮老頭”。周有光在大多數人還不知道電腦為何物時，就已經開始在電腦上寫文章了。“我使用‘雙打全拼’在電腦上寫文章，不用草稿紙已經快20年了，我想什麼就打什麼，得心應手，靈活自如，一點也不慢。”
這位歷經晚清、北洋、國民政府和新中國四個時期的“四朝元老”風趣地說：“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長命百歲。100歲是人的生命極限，超過極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處例外了。上帝太忙，把我給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來他的孫女和重外孫現居美國，他隔天就用“伊妹兒”和他們通訊。
他不僅頭腦清醒而且十分新潮，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伊》大片，時尚不落當代青年。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信心，他說有的老人認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則不以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我的生活很簡單，我的天空就是這半個書房。”講著講著，周有光便笑出聲來，孩童般樂不可支。
半路出家的語言學家
在我們每一個人從小認字的時候，老師都會先教我們漢語拼音。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現代漢語拼音是怎樣誕生的。而周有光就是參與我國現代漢語拼音的制定者之一。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邀請精通中、英、法、日四國語言的周有光參加會議。會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胡愈之對周有光說：“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會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說：“我不行，我是業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那個時候，周有光是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的教授，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只是業余愛好研究語言文字，並出版過《字母的故事》等專著。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從上海調往北京。從此中國經濟學界少了一位金融學家，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多了一位委員、語言學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蘇常州，先後就讀于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早年讀大學時，周有光主修經濟學，但因對語言學的愛好他還選修了語言學，並在1952年出版過一本《中國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裏，如今既藏有經濟學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的著作。從金融經濟到語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徹底”。他的孫女在上小學的時候，曾經很嚴肅地與爺爺討論這個問題。她說，爺爺，您虧了！搞經濟半途而廢，搞語文半路出家，兩個“半圈”合起來是一個“０”！周有光笑道：“我這是在‘劫’不在‘數’。那時候搞經濟的後來都倒了霉。我逃過了‘反右’的劫難，是我命大運氣好，留在上海搞經濟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殺。我卻因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參與文字改革，躲過了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過我是既來之則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認真做。”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不過主要是開會參加討論。“文改會具體工作由3個人來做：葉籟士、陸志偉和我。葉籟士兼秘書長，比較忙；陸志偉要教書，還兼語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離開了上海，沒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這個事情。我們3人就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當時，周有光提出了3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事實上，我們3個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
周有光說，漢語拼音採用的是羅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紀50年代曾遭到過很多人的反對：“當時有人認為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幾個字母還不會搞，幹嗎要用帝國主義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澤東主席到蘇聯訪問時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指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
1956年，國務院正式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和《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同樣是1956年秋，應北京大學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開講“漢字改革”課程。根據講稿整理成的《漢字改革概論》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譯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寧夏平羅遠郊區的國務院“五七”幹校。去幹校不能帶研究資料和參考書，不願讓頭腦閒置的周有光靈機一動，帶上了二三十本各國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語錄》，還隨身帶有一本《新華字典》。當年，63歲的周有光和71歲的教育家林漢達被派去看守高粱地，兩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熱烈討論中國語文大眾化問題。林漢達問，“未亡人”、“遺孀”、“寡婦”哪種說法好？周有光開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又說，從前有部外國電影，譯名《風流寡婦》，如果改為《風流遺孀》，觀眾可能要減少一半……討論逐漸深入，最後一致同意，語文大眾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語化、規范化。二位老先生高聲地交談，好像對著幾萬株高粱在演講。
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
後來，周有光還主持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的制訂，提出正詞法的基本原則和內在矛盾，規則在1988年公布。
社會的變化快，語言文字也跟著變化快。如今，各種個性化的語言可以說五花八門。周有光說：“現在中國人特別愛用外國字母，覺得表達起來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還有一個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國字？在不久之前，《現代漢語詞典》是不收的，後來收了，承認它是個中國字。因為這個‘○’到處用了，比如現在常這樣表示二○○七年，過去則是二零零七年，其實這兩個‘○’是外國的，現在已經成了中國的。”
“舉杯齊眉”，我和老伴兒七十多年沒吵過架
周有光祖上為常州望族，太太張允和是當時的大家族張家的閨秀。葉聖陶先生曾說：“九如巷張家的4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張家四姐妹，個個蘭心蕙質，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大姐張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顧傳，老三張兆和是沈從文的夫人，老四張充和嫁給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人家對我們的戀愛很感興趣，可是我的興趣在學問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結婚是偶然的。我老伴兒的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過兩廣總督、兩江總督。到她父親的時候，家裏敗落了，但還是很有錢。她父親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蔣夢麟做朋友，離開本鄉，在蘇州辦了一個女子中學。我的老伴兒進這個學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裏玩，我們很早就認識。我跟她的關係，可以分為3個階段。蘇州階段，好多人一塊出去玩；上海階段，我們倆往來多了一點；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風景好，是戀愛最好的地方，這是戀愛階段了。後來結婚就到外國去了。”
沈從文跟三妹（張兆和）的戀愛是另一種。他在中國公學教書，給三妹寫情書，三妹找到校長胡適，說他是老師還寫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給我。胡適說，他又沒有結婚，向你表示好感沒有錯。這句話講完三妹就很不高興，結果胡適第二句話更糟糕，他說我跟你父親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親講講？三妹氣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從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樣寫，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來。他們後來到了山東大學慢慢好起來。我說沈從文臉皮老厚的！我一點不用追，我跟老伴兒是流水式的，沈從文是衝擊性的。”
結婚前，周有光寫信告訴張允和，說他很窮，恐怕不能給她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當時的思想也比較開明。
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時，在結婚照片的背面，沈從文寫了一行字：“張家二姐做新娘，從文”。
周有光在他的“百歲口述”中寫道：“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就因為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的確，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兒去世，我們每天上午十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是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又喝茶，又‘舉杯齊眉’。有朋友來家裏特別是記者，看到我們‘舉杯齊眉’，都覺得有趣得不得了。這就對家庭和諧起到作用。還有，我們相信外國哲學家的一句話：‘不要生氣！’許多人問我們長壽之道，我們想不出什麼道理，可是我們相信不要生氣。因為，外國一位哲學家說：‘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是完全對的。我們相信這句話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兒從相識到相戀到結婚的過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2002年8月，張允和仙逝，享年93歲。“我們結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麼辦。兩個人少了一個，這種生活好像是車子，好像自行車只有一個輪子，一個輪子忽然掉了，你怎麼走？後來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後人就穩定下來了。我就想到一個外國哲學家講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進化的必要條件。這麼一想，我才安下心來，畢竟生死是自然規律。”周有光在極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來排遣。如今，他已經把人的生死參透了。
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是周有光和夫人張允和的合著。所謂“合著”，其實是各寫各的，書的正反面互為封面，張允和的文章橫排，書頁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豎排，書頁向右翻，可謂別開生面。他們所寫的，都是回憶人和事的散文，感情飽滿，文採斐然。
長壽秘訣“陋室銘”
周有光已經105歲了，每當有人問他長壽的秘訣，他就拿出一篇多年前自制的“陋室銘”：“山不在高，只要有蔥鬱的樹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遊的魚群。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文章。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裏，順便散步觀光。仰望雲天，宇宙是我的屋頂。遨遊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周有光這一輩子頗多坎坷，但卻從不悲觀。在“文革”時，他屢遭批鬥，飽受迫害，幾次瀕臨絕境。“陋室銘”就是周有光在“文革”期間最困難時的寫照。“文革”後，以他的資歷和貢獻，本來可以享受更好的住房和其他待遇，他卻無意爭取，大家替他抱不平，他就拿出“陋室銘”表明自己心態。再後來，他又把“陋室銘”當成自己的長壽秘訣，不時向人推介，與人共賞。
“我97歲去體檢，醫生不相信，以為我寫錯了年齡，給我改成了79歲。醫生問我怎麼這樣健康，我說這要問醫生啊。”談到自己的養生之道，他說：其實也無秘訣，不過生活應有規律，心寬體胖。周有光認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寬一點。老人每當寫文章累的時候，就會做一下他獨創的“象鼻子運動”——扶著桌腳，晃晃頭、聳聳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運動鍛煉了全身，難怪他至今連牙齒還是“原裝”的。
老人書很多，又沒有專門放書的屋子，四間小屋子都放滿了書。有的時候，要查資料，常常要四間屋子跑來跑去，他沒有把這當成一種負擔，反而樂此不疲。他說：“古代有‘陶侃運磚’，講一個名叫陶侃的書生為了鍛煉身體把磚頭搬來搬去。我把書搬來搬去，這是‘周有光運書’。”說完，老人哈哈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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