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從今年1月農曆過年開始延燒至今，已經超過百日，每天下午2點，收看在疾病管制署舉行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更成為全民運動。每次記者會隨著官員同台登場，穿著紫色背心的的手語翻譯員，因為總是在電視上佔有一格畫面，再加上能無時差地把英語、客語翻成手語，意外獲得關注，也讓外界開始慢慢注意到聽障資訊平權的議題。

記者會每天開，手譯員每天出現。不過，卻很少人知道，其實手譯員的薪水根本不是由疾管署埋單，手譯員背後還存在很多沒有被看見的制度問題。

有著手語翻譯30多年經歷的資深手譯員李振輝指出，他們在制度面遇到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所有人都把手語翻譯當成是社會福利，而不是（溝通使用的）語言翻譯」。

最極端的例子，出現在數年前一場政府舉辦的聽障平權會議上。

當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邀請國內聽語障礙團體，討論聽障相關的傳播政策，但因為NCC自己並無編列手譯員預算，會議承辦人員又剛好換人，加上時間落在社會局預算將用罄的年底，導致那一場會議明明是要討論聽障平權，卻沒有請手譯員現場翻譯。「主席說『你們不是會翻譯，可不可以請你們幫忙？』我說我是受邀來參加會議的，沒有這種事，大家拍桌走人！」李振輝說，大家退席抗議後，這場會議直接結束、沒開成。

還好，隔年NCC正式編列手語翻譯預算，每週的例行記者會也都會有手語翻譯。李振輝說，後來立法院、行政院也跟進，自己編列預算，而他就帶領15人手譯員團隊負責兩院的手語翻譯。

主管機關衛福部，預算編列也受制

即便根據2019年上路的《國家語言發展法》，手語其實已是國家語言之一，但目前政府機構中其他部門，還未把手語溝通這件事當成必要事項，仍是當成社會福利看待。這樣的心態，可以從政府的預算編列、主管機關制度的設計上看出。

「（手譯員費用）預算一個月就是30小時，這個月的在昨天（3月25日）就用完了，」李振輝結束在疾管署的翻譯工作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這麼說。

疾管署每天負責的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時間約為1到1個半小時，一個月下來，需要手譯員的翻譯時數大概是落在30到50個小時不等，時數如此龐大，但前30個小時的經費卻是來自於台北市社會局，疾管署僅負責超過30小時以外的費用。

手語是國家語言，但是這個語言的相關事務其主管機關並非力推「國家語言」的文化部、不是教育傳承的教育部、也不是負責傳播溝通的NCC，而是主管社會福利的衛福部，遇到考證照時則是由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負責。因為從社福角度出發，相對要面對聽障者教育、溝通、生活等多面向就顯得匱乏。

在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上翻譯的手譯員，一定需要有合格證照。手譯員證照制度設計為甲、乙、丙三級，但由於人數、市場規模不夠大，採循序漸進方式開放證照──先在2004年開辦手語翻譯員丙級技能檢定後，在2016年更進一步開放乙級技能檢定，目前還未有開放甲級證照的規畫。

全台灣擁有合格手譯員證照的人僅400人，其中更只有52人取得乙級證照，能夠做法律、教育、或是如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等專業領域的公共服務手譯。

但是在全台這400名擁有手語翻譯證照的人中，實際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從事翻譯服務，甚至以此為全職。因為收入實在難以餬口，持有乙級證照的52位手譯員中，僅有10多人是完全靠手語相關的翻譯、行政、教學收入維生。

以邱家手譯員姊弟一家為例，三姊弟全都有丙級證照，大姊邱湘淩和弟弟邱垂祿更進一步取得乙級證照，但三人中卻只有弟弟目前是以手譯員為全職工作，大姊正職是會計，二姊則是護理師。

手譯員主要收入來源是政府派案，公家單位固定行情根據不同類別分別是每小時500、1,000和1,500元；如果跟同樣需要即席同步翻譯的口譯相比的話，口譯員依照不同語種和能力，時薪約為3,000元到5,000元，甚至更高。手譯員接案維生，自然也有淡旺季，從事手語翻譯工作10年的專職手譯員丘安就說，她淡季時，月收入只有1萬多，整年平均下來其實就是一般上班族的薪水，「吃不飽但也餓不死。」

手譯是專業，但民眾、主管機關都當「做愛心」

除了薪資差異外，還有「專業」問題，同樣都是語言翻譯，英語翻成華語，跟華語翻成手語，就是不一樣。

「我穿著手譯員背心去現場服務，旁邊就會有阿姨說『啊妳會比這個（手語）喔？妳真的很有愛心耶！』我只好跟我自己說『要有耐心、要有耐心（不要生氣）』，」丘安講到這段經歷時，忍不住翻了個白眼。她說，手譯員有其專業，並不是免費的愛心志工。

談起一般人看待手譯員和口譯員的落差，邱垂祿更是提高音調抱怨，「差別很大啊，口譯員有專屬口譯包廂，接待的人都很客氣，『老師麻煩你了』；我們（手譯員）是到了之後，『今天有手語翻譯？誰申請的？那你自己找地方比（手語）喔！』」

對手譯員感到陌生的並非只有一般人，可能連主管業務的首長都不一定很了解。社會局是手譯員主要督導單位，但跟台北市長柯文哲同樣醫師背景出身的台北市社會局局長劉志光，在回應「該如何解決手譯員人力需求不均？」的問題時卻表示，因為市場供需原則，手譯員難以成為正職，「這是滿有愛心的工作」、「要有興趣的人（才會當手譯員），把它當工作是有困難」。

手譯員養成不容易，從零開始培訓到丙級程度至少就要3到5年，乙級就要更久；證照更是難考──勞動部技能檢定200多職種平均通過比例為6成，近年來手譯員不論乙級還是丙級證照，檢定合格率都僅有2成不到。

手譯員如何不只是社會福利的一環，而能讓專業更能被認真看待，民間、政府都還需要成長和教育。

手譯員的業務類型，按照衛福部的定義，依據不同性質與難度可分為三類：

當然手譯工作來源也不局限於公家機關。另外還有很多，是縣市政府委託民間單位派案出去、陪同聽障者進行翻譯服務。

以服務量最多的台北市為例，社會局2019年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執行「聽語障溝通服務方案」，有2,765件申請案件、共計5,258小時的服務，其中，光是醫療案件就有1,684件，佔了61%。由於醫療涉及身體健康，需要有較為嚴謹的翻譯品質，不管是第一類的重大醫療（如手術）或第二類一般醫療，原則上都要由乙級證照手譯員才能擔任，但是全台北市只有19名，全台灣更只有52名乙級手譯員。聽障者就醫時透過手譯員所獲得的資訊是否完整且精準，從數據上來看是有疑慮。

無論人力、資源，南北落差極大

首善之都台北市已經是手語翻譯資源最為充足的縣市，台北市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科長林玟漪表示，近年來相關預算逐步增加，現在一年花在「聽語障溝通服務方案」的預算約為350萬，「派案原則上都找得到人（手譯員）。」

不過，走出台北市，離開北部，手語資源更出現明顯落差。以乙級證照來看，北部3縣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加起來的手譯員（共33人，約6成），就已經比其他19個縣市加總還多（共19人，約4成），其中宜蘭、苗栗、彰化、台東、澎湖、金門、連江共7縣市更沒有任何一名乙級手譯員。

「台北和新北一個月的預算加起來，可能等於其他縣市加起來一整年的預算，」李振輝說。手譯員缺員的現象在選舉期間最為明顯，依法各地方縣市政府舉辦政見發表會都要有手語翻譯，政見發表會屬於第一類服務，只能由乙級證照手譯員翻譯，中南部縣市常常搶不到人，最後只好用丙級，「（丙級）實務上程度很不好，有很多東西很難翻譯。」

除此之外，各縣市政府對於聽障申請翻譯服務的規定也都不同。台北市有每月30小時（每人或每單位）的限制；高雄市、台東縣、台中市等6縣市則為每月8至20小時限制；其他縣市則無次數、時間限制，直到預算用完為止。

平均1人服務300位聽障者，是日本近5倍

台灣手譯員人數夠不夠，除了跟自己國內縣市比較外，國外數據也可以參考。

台灣的手語系統源自於日本，日本現在有約24萬名聽障者，和3,822位合格的手譯員，平均每一位手譯員服務約63名聽障者；台灣則有12萬名聽障者和400位手譯員，平均每一位手譯員服務約300名聽障者。台日兩國手譯員服務比率就差了快5倍。

李振輝說，國外文獻曾提出一個標準，1名手譯員服務100名聽障者。按此標準，台灣至少需要1,200名的手譯員，而現在人數不但遠遠落後此標準外，更代表有著約800名手譯員的缺口需要補齊。

台北市手譯員資源還算足夠，派案都找得到人，但數據上來看又好像缺乏人力，那到底手譯員夠不夠？聽障者與手譯員之間的供需平衡是真實的情況嗎？

李振輝指出，這是矛盾的系統面問題。台北市手語翻譯資源還算足夠，9成的聽障者有需求都會提出申請，但中南部卻因為手譯員的素質参差不齊，再加上許多聽障者教育程度不及一般人，反而不會提出、或難以表達真實需求，「得不到好的效果，乾脆不要。他（指中南部聽障者）寧願用筆談，或直接找家屬幫忙。」

也就因為聽障者提出的需求少，縣市政府經費都有剩下，就不會再擴編或甚至減少經費，讓翻譯服務品質更難以提升，「沒看到需求不代表真的沒有需求，這就是惡性循環⋯⋯公部門說『我給你錢，但你績效不好』，但我們覺得是你（公部門）沒給夠錢，」李振輝說。

「以前沒有人，所以就用力培養，現在好像已經飽和了，就收起來，」李振輝說。台北近年來已經沒有在開手語培訓班，反倒是中南部一直開課，但教學品質卻一直沒起來。

此外，科技進步也帶來學習障礙。過去學手語一定要到全部聾人的團體中才能學，現在社群軟體視訊看似方便，反而減少了和聽障者面對面溝通互動的機會，變相導致手語學習緩慢。

收費課程無法申請手譯，聽障者進修機會「被隱形」

聽障者除了一般溝通的需求可能被低估外，更有許多進修、成長機會需求都可能「被隱形」，長遠來看，仍持續造成聽障者和一般人之間的落差加大。

聽障人協會理事長黃丞功舉例，聾人跟聽人一樣，也會想學手工藝、沖煮咖啡充實自我和培養技能，但只要相關進修課程涉及收費，依照相關申請規定，社會局無法派手譯員協助翻譯。聽障者發現沒有翻譯，最後只好打消學習的念頭，這種資訊落差會造成本來就處於弱勢的聽障更難立足社會。這一類的需求相當地少，2019年一整年，台北市只有2件這樣的申請案，最後是由協會改派手語志工陪同，避開法規限制。

另一個難解的問題是「使用者付費」。想要提升服務品質就需要錢，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是否有可能跟聽障者收取少許費用？聽障人協會祕書謝素分表示，聾人多半屬於社會弱勢，長期習慣使用免費的社福資源，要改變這個習慣有難度，也會想說「我現在付費，會不會以後政府提供免費（服務）愈來愈少？」最後讓供給跟需求同時呈現停滯。

手譯員的專業跟品質如何建立？如何反映聽障者真實的需求？城鄉之間的手譯員落差又如何解決？

李振輝建議，需要從法制面上創造需求，要大量增加手語培訓跟實習，把手譯員的品質拉起來後，聽障者的需求才有可能增加；政府各部門也要增加手語翻譯預算，甚至是自己培養翻譯，如司法單位的手語翻譯需求其實很高，就可以開班自己培訓手譯員。

林玟漪則說，台北市在超過千人活動的標案中會加入「手語翻譯」項目，做為評分標準，鼓勵投標單位編列手語翻譯費用，像由觀光局主辦的台北燈會都已經有手語翻譯。

衛福部允諾進一步分析，找到聽障者真正需求

主管機關衛福部社家署副署長張美美表示，相當認同台北市這樣的做法，並指社家署已有訂定「身心障礙者融合式會議及活動參考指引」，希望各部會都能落實。她也說，「手語翻譯就是無障礙環境的一環」，各部會都必須要有這樣的概念，主動編列手語翻譯預算，這樣才能算是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的精神。

如何看到真正的聽障者需求在哪裡？需求又有多少？張美美坦言，這是一個相當複雜且難以回答的問題，全台灣12萬名的聽障者中就有7成以上屬於65歲以上的長者，聽障者有很多需求難以估算，政府的預算又有一定限制，資源配置上就會有優先順序。

需求難以估算，但其實很多更基本的背景數據，主管機關也沒有掌握。例如「台灣12萬聽障者中，會使用手語的人口有多少？」張美美坦言，過去並未做過這樣的調查，也沒有相關統計數字。

要如何得知這最基本的數據？其實有方法。身心障礙者（包含聽障）都要申請專業鑑定，鑑定通過後才會被認定為身障者，申請時會有一欄「溝通方式」，其中有「手譯」這個選項，亦即可根據此資料去了解有多少手語人口。

對此，張美美表示，社家署初步統計後發現，全台灣只有約1,800名聽障者有勾選「手譯」選項，這跟真實的手語族人口有非常大的落差。她解釋，因為該欄位並不是必填選項，很多身障者填寫時根本都沒填，才會出現數據落差。

張美美承諾，會立即要求現在新申請鑑定的身障者要確實填寫，而既有的身障者依法規在每5年必須重新鑑定時，也會要求確實填寫。此外，社家署將會針對現行資料庫中，進行各縣市聽障者相關資料的分析並加強追蹤，如細分年齡層，讓兒童能獲得更多早療資源；也會加強各縣市相關局處、聽障團體的交流，希望進一步了解各縣市聽障者的需求，作為後續相關政策的參考。

重新建立「沒有障礙的社會」

一場肆虐全球的疫情，讓世界看見台灣的防疫努力，也讓台灣人看見這群長期默默在聽障資訊平權上努力的手譯員，以及手語翻譯制度上的各種不足，包括長期只把專業當成有愛心的社會福利、城鄉手譯員資源供需失衡、聽障者真實需求難反映。

「沒有『有障礙的人』，只有『有障礙的社會』」，這是丘安對於手語翻譯的註解。期待社會對於聽障者和手譯員能有更多了解，讓台灣慢慢成為一個沒有障礙的社會。